三

要在社会发展中走出理性主义的困境，虽然在认识上对理性加以重新理解和把握是必要的，但仅靠观念上的反思还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现代理性的构建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构建，更重要的是现实基础的构建。由于理性的观念活动以至行为活动都是由现实生活引起的，因而要构建现代理性，不能仅仅就理性谈理性，而必须通过现实生活的构建来达到现代理性的构建。

马克思哲学在理性问题上的重要变革，就在于通过理性的考察还原出：理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依存于社会生活；理性本身的矛盾与裂变，只有借助于实践才能解决。严格说来，理性矛盾的加剧，理性与非理性的严重冲突，乃是特定条件下社会生活本身分裂的结果。如在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上的理性与文化上的反理性同时发展：一边是生产组织和科学技术发展崇尚理性、酷爱秩序，一边是文化领域、消费领域中的非理性、反理性盛行，两种倾向并行不悖。为什么会产生理性与非理性的这种紧张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造成的。“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5］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要继续寻求快速发展，无疑需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则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拒斥经济理性无异于自取灭亡，因而崇尚理性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理性的发展，出于赢利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又必然超越生活常规，极力鼓动享乐主义，刺激人们消费，因而非理性行为又大行其道。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出现，就源于资本的逻辑，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内在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虽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非理性发展问题的出现也同样生发于现实的土壤。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非理性的膨胀日益突出？这与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直接相关。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属于“后发国家”，特殊的历史处境必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悖论”性的矛盾，如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往往会在发展目标的选择、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过程的推进等方面引发非理性现象的产生。如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只注重经济量的追求，而忽视总体目标和价值目标的设计；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只注重发展的未来成果，而很少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发展过程的推进上，只注意某种目标的实现，而不顾其他关系的处理与协调，致使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甚至付出惨重代价。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既然理性的扭曲与分裂乃是社会生活本身矛盾的结果，那么，要克服理性的畸形发展，必须把重点放在社会生活的实际改造上。解决社会生活本身的矛盾与分裂，重要的是做到制度的合理安排。这里所讲的制度，既包括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又包括具体的体制、规则等。就规则的角度而言，制度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形式化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非形式化的制度）。正式的制度主要指一些成文的、形式化了的并由某种社会权力机构保证实施的规则，比如正式制定的法律、法令、政策、规章、条例等；而非正式的制度则主要指上述规则之外的东西，如传统、习俗、民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文化现象。前者表现为被社会化、强制化了的“行为约束”，后者则表现为人们面对的“心理约束”。由于形式化的制度是以规范的严格化、体系的完整化、司法过程的程序化、执行结果的强制化为其特征的，因而具有非常强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它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也不会因时因地而发生改变，除非经过同样合法的程序加以修正和改变。因此，它对人的行为的合理约束，亦即理性行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行为的非理性往往与制度的非形式化直接相关。因为在这些国家，非形式化制度的东西并不稀缺，真正缺乏的是形式化的制度。正是后一种制度的缺乏，包藏着非理性泛滥的隐患。当然，追求制度的形式化并不是要排斥和否定非形式化制度，但对这些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形式化制度的建立。不重视这种制度的建立，非正式的规则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大行其道。非正式规则的运用虽然具有灵活性、方便性的特点，可以降低制度成本，可以起到正式规则所起不到的作用（如对个别、“私下”问题的灵活处理），但唯其灵活、机动，所产生的约束力便大大降低。每个行为者总可以找出一定的理由而“通融”、“变通”、“优惠”、“特例”，从而摆脱法律制度的约束。这样一来，非理性行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因此，加强制度化建设，这是实现现代理性构建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0.

［5］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02.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