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不断审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张继良认为，厘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为此，需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程恩富、胡乐明的观点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人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兴茂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有其自身的三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制度层次和策略层次，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南京政治学院训练部何怀远副部长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问题”的范畴来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的立足点。这一总问题展开为四个方面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病在何处？未来理想社会优在哪里？实现理想社会路在何方？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应当具有怎样的世界观方法论？进一步可以概括为三大论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论、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主张不是纯粹的哲学主张，而是研究了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和建设成理想社会的制度体系和基本策略，富足、平等、自由、和谐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的价值理想。南京政治学院韦定广教授则将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即对人类解放追求及其实现的论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大问题”，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及本质特征、科学性、生命力或当代价值等，也主要因此而获得检验与证明，从而避免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误读”、文明“误读”和需要“误读”。正如赵剑英所言，尤其要注重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的结合。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程恩富、胡乐明提出，必须大幅度提高作为高端“软实力”的学术思想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在展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全方位、实质性的学术对话的同时，积极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地介绍到世界各国，使之成为国际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和学术前沿之一，不断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要始终坚持在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张继良对学界存在的用文明史观取代唯物史观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杨楹的研究表明，“总结范式”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协同展开，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及“本本”与“现实问题”之两难困境，需要从方法论高度加以克服与超越，如此才能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把握当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真问题。

　　揭示现代经济运动的规律，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的放矢地解决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目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如何消解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化金融危机为战略性机遇，提高驾驭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部长赵学清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表现为理论与现实、理论与理论的双重“悖论”：一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悖论”；另一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实的矛盾。解决双重“悖论”的出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对资本二重性的创新解读，其主线是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南京政治学院张克难教授认为经济危机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内在弊病的全面反映。这是一种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在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新阶段上爆发的新型危机，其表现为金融产品过剩和物质产品过剩的危机相继出现、交互作用的“双过剩”危机。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面对危机陷入集体失语相反，马克思的理论对“双过剩”危机具有强大的解读力，需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应对和防止危机。南京政治学院胡磊博士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基本矛盾和信用经济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成的客观基础、制度根源和重要杠杆，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充分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全面激化，“需求泡沫”破灭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方兴起则把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作为认识、应对、化解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理论依据，认为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机遇。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指明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的发展等。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尺度。构建自主联合劳动的新劳动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途径。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理论对建立“人的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