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字发展道路的并立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文字上都发源于象形符号。在古埃及人面对700多个象形符号时，他们走向了一种抽象表达的方法，摆脱了象形符号的具象意义，从700个象形符号中抽象出一部分抽象符号，用其组合表达出新的符号意义。后经菲尼基人和希腊人改造和演进，形成西方今天的拉丁语系拼音文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字形成过程和长期使用这种文字的习惯形成了西方人超强的抽象能力。

　　而在东方，同样是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在面对使用上的困扰时，尽管也对其进行改造、简化，形成了象形、形声、会意、转借等手法，但始终没有实现抽象的跳跃。中国古人十分勤劳地朝着同一方向不断造字，以至于把汉字发展成一个近三万个方块字符的庞大体系。可惜的是，我们汉字的最初原始状态的象形符号体系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已经是通过改造的非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所以，我们无法推演我们祖先的文字变更的心路历程。找不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走向符号的抽象，从而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把我们拨向了一条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轨道的原因。

　　应当指出，这个道叉非同小可。它在东西方文化对立中，尤其是东西方人精神层面的对立意识中起到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没有实现抽象，以至于中国人天生的抽象能力差。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不管我们古代的科学家们有多么丰富的思想内涵，但由于缺乏抽象符号的表达，无论怎样的复杂运算，都只能使用方块字的繁复表达。读过《九章算术》的人都会感到这种表达方式多么严重地束缚了前人抽象思维的发展。

　　更惊险的是当人类进入信息技术时代之时，国内外的科学家们都曾惊呼在这个由小小键盘决定命运的时代，方块汉字怎么能跳过这个快速输入和信息化处理的致命难题。面对这个难题，我们要么放弃方块文字，要么被历史的快车抛下。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努力下，这个难题还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

　　4.信仰体系的对立

　　在人类文化实践中，人们对那些不可认识但又对自己生活和生产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然力量产生了莫名的恐惧。长期处于这种恐惧的压力迫使人们对其做出理性的必然反应就是崇拜心态。这是对压力的一种屈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曾经伴随着人类文化长期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的思维能力特别是抽象能力的提高，人类使自己从一种与自然力对立的崇拜心态上升为一种与自然力融为一体的信仰状态。在这种信仰状态下，原有的崇拜压力彻底消失了，自己因为与对象融为一体而感觉到了一种保护力。同时，因为与对象融为一体，自我便消失了。自由成为信仰和保护的代价，这就是所谓的皈依。

　　从人类的信仰实践看，从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是一种进步。西方文明在其发展中，再次展示其抽象精神能力的威力实现了从多神教的原始宗教到一神教的现代宗教的转化。而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华文明没有实现于这一跨越，一直把原始多神信仰体系带进了现代社会。

　　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对立产生矛盾、斗争，而一旦到了文明的程度，就必然产生冲突。冲突的解决有时是暴力的，有时是非暴力的，这取决于冲突中文明的性质。

　　在西方文明中，最早诞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距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犹太教诞生的一千年后，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在遭受了犹太教的早期迫害和长达三百多年的罗马帝国的压迫后，终于在公元392年被罗马皇帝提奥多西宣布为国教，并逐步确定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独尊地位。

　　相对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公元570年之前，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是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民族居住地，处于早期多神宗教信仰中。穆罕默德在早年经商时游历了地中海东岸各地，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在他40岁时成功地创立了伊斯兰教，并继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他的继承者又把这个宗教帝国的版图迅速地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及西班牙、北非、印度和东亚的大片领土，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三个一神教先后诞生，同时并存。一神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自己在精神上皈依于唯一的万能的创造了万物的神。这种唯一性就决定了排他性，视一切异己信仰者为异教徒，成为仇恨的对象。而这种仇恨会因为各种原因爆发为战火和屠杀。

　　不同的一神教，如果在地理上能互相隔离，在经济利益上互不交叉，那么，它们之间还可以相安无事。问题是这几个宗教从一开始就结下仇怨，都把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当做自己的宗教圣地。这种冲突终于导致了长达200年（1095年—1291年），多达十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真正的宗教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圣城被多次血洗，一命不留，片瓦无存。

　　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伴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和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之后的地理大发现，又使西方基督教找到了自己向更大的地理空间布道传教的机会，也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市场和殖民目的地。在随后的几百年，西方基督教经过新教改革使整个西方文化从理性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把这种新文化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 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自身的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方面采取开放进取的同时，似乎也采取了对异教的宽容态度。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整体列车上，伊斯兰教的部分地区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便是造成西方文明内部新形势下文明冲突的死结。“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急剧下降。”9·11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十年过去了，问题并未解决。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为应对这种战争而出现的文化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