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与写作

　　幽默的果

　　老舍写作上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有时到了成也幽默，败也幽默的程度。“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联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些，我觉得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是并不把自己除外。”我感觉，老舍的“喜剧式”幽默运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是一种蕴满了灵性的智慧里的俏皮与诙谐，而一旦到了小说中，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就使作品的张力有所消解。“我极喜欢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但他从来不看低幽默，因为像“英国的狄更斯……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

　　难得的是，老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是一样的。”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默”的“毛病”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另外，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无自得地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我以为，与老舍小说不同，他散文里的幽默，多是轻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或许他这时的幽默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幽默中的一个典范，是属于给中国人挣脸面的那种幽默。至少当有人指责中国人不懂幽默时，我们还能说老舍是幽默的。可如果中国人的幽默里就剩老舍了，那实在可悲。这也是老舍不愿看到的，因为生活中从来不缺乏可供幽默的佐料。老舍幽默散文里的佐料不全来自生活吗？他打趣、针砭、讽刺的那些个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反照。他把它们拆散、肢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关于老舍运用幽默语言，也就在掌握“烹调”火候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说火候刚好，调料、用油配制得当，菜肴耐读耐看，美味可口，且极易吃上瘾。心里只有佩服的份儿，学不来这门手艺，只有去做回头客。吃得多了，胃口倒也上去了。你会慢慢发现，身边的一人一事一情一境，都是可以幽默的，或消闲，或讽刺，全在调配与火候。老舍是当然的幽默烹饪大师；二说老舍的烹调火候过了，经常故作俏皮，耍幽默，结果给人一种“油嘴”的感觉。并说幽默这东西得无意间小炒，可能会是好菜。如果刻意爆炒，就会叫人吃腻了。自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不可强求。这幽默的火候也只有大师能掌握好。火小了，半生不熟，如哽在喉，难以下咽。火大了，又满嘴油滑，利落了嘴皮子，却亏待了舌头上的味蕾，余韵皆无。

　　我是极偏口老舍幽默散文的，是吃上瘾的那种回头客，随便哪一篇，每每读来，从没觉得过时和陈旧，他幽默的许许多多的人和物事，有许多今天仍在生活里徜徉。《当幽默变成油抹》、《考而不死是为神》、《避暑》、《习惯》、《有了小孩以后》、《多鼠斋杂谈》等篇，怎能读得烦呢？

　　老舍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且幽默里的俏皮、机锋无不闪烁出睿智的亮色。他幽默里的自嘲，也绝不仅仅就是拿自己说事儿，而是在所谓表面“油滑”的背后潜隐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老舍在追忆1924年抵达伦敦接受英国海关检查时，曾风趣地写道：“那时候，我的英文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也把英国人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把他所接受的英语教育数落了一下，其实也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学英语的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英语教育以后，仍然说着“哑巴英语”一样。

　　老舍的幽默不但没过时，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那种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的语言大师。若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谁人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