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约束

　　组织约束机制是指单位性组织——可以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行政机构，或者一个NGO——把分散的个人组成一个整体，当个人在外活动时，他是作为组织成员而非个人行动的，介绍信和名片成为他的“组织担保”，人们虽不必熟悉他，但可以根据其组织的信用推测他的可信度，出现了问题可以找他的组织，通过组织对他实施惩罚，“间接”控制成员个人的失信。而他的组织，为了长期的名誉和利益，有动机控制其成员，因为这些成员的活动在外是“代表”组织的。一个重视信用的组织不会容忍他的成员毁坏组织声誉和利益取得个人好处，发现问题后，惩罚的方法通常有降薪扣奖，降低职位，失去晋职机会，乃至开除资格——不再让他代表本组织工作。

　　这种约束机制在现代社会广泛使用。比如出租车公司和司机的关系，销售人员和公司的关系，保姆和家政公司的关系，驾校和行车教练的关系，旅行社和导游的关系，银行和柜台人员的关系，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关系，等等。中国海尔公司在每一宗电器入户安装后的几天内，都会打来电话询问安装情况，了解安装人员是否正确收费，正确开具发票，正确解释电器用法和注意事项。这一机制约束，大大降低了海尔集团成员个人的失信概率。

　　这么做能够有效的前提，实际上要求组织有动机控制其成员的信用，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组织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比如路边及小区附近的停车管理人员，经常乱要停车费，欺骗车主，而他们的公司放手让他们这样做，源于管理上的懒惰——包干制。在资源垄断缺少竞争的情况下，信用更好的停车管理公司，无法经由信誉和服务优势取代他们，追求更高的信誉和服务就变得没有用。今天中国的很多信用问题，正是因为组织约束的缺乏。这说明，组织约束的效用不仅取决于组织本身的动机，还取决于组织所处的宏观环境——比如竞争、监管、投诉机制是否存在。

　　信用记录约束

　　信用记录，就是建立个人或者组织的信用经历信息库，作为可用的根据。它的运行需要三点：一个是记载真实，一个是权威性的公共管理和查阅系统，一个是对未来利益发挥作用。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信用记录就无法发挥作用。信用记录在很多国家广泛采用，事实证明它适于管理流动性大、变动程度高的社会。

　　信用记录发挥作用的途径，是提供不良信用信息查阅。比如在一些国家实行的“社会安全号码”制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其号码下建立信用记录档案。当其有失信行为——比如银行欠款、未交货款逃离、未交租费电费、透支使用电话欠费等事实出现后，受害者将信息证据提供出来，失信者的号码下面就会记录上这一行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就学、求职、转工、租房、受薪、银行立户或账目往来甚至租车时，只要在公共领域和他人打交道，都需要提供这一号码，以备对方查验。所有谨慎的交易和录用，都是在查阅信用记录后决定的。这样，理性的人就会约束自己，保持良好记录，否则影响未来的利益和发展，可被拒绝录取入学，雇佣任职，购买房产，租车——没有任何事情可能成功。

　　事实证明，在公共的、陌生的、流动的社会管理方面，信用记录可以有效提升社会诚信水平，它不仅可以用于事后惩罚，还可在事前用于防范和监督，因而防止欺骗，促进社会安全。

　　值得重视的是，社会关系约束、组织约束和信用记录约束这三种约束诚信的社会机制，都有发挥作用的条件，其效果在变迁社会中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关系约束适用于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离开了这个社会圈子的外部活动，其约束力就不存在，所以只适合在局部的小范围起作用。而组织约束要求一个人必须受雇工作单位，对于大量无工作的个体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作用的范围有限。信用记录适用性较广，可以覆盖流动、失业或一段时间内不在组织或公司消失和再生频现等状态下的诚信约束。但信用记录对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它需要权威尽职守则的机构管理，并能有效制约个人信息外漏或者信息商业化的行为，它还需要社会各领域及部门的配合和联动过程活跃，否则即使有了信用记录，也难以发挥证据提供和查阅作用。

　　而所有这一切建设是否可以进行，归结为一点，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清醒地认识到，广泛的诚信存在是利益约束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个人道德所为。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安全的、精神上更放松的、不用担心随时受骗的社会，更有效的办法不仅仅是道德呼吁，而是建立对失信者未来利益的约束机制，让他的未来利益作为现在行为的“抵押品”，从而利用人类理性的利益衡量和评估，来激励自我约束形成。只有让诚信行为有利于长远的自我利益，人们才会愿意自我约束。这一点正是考验制度设计的智慧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