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看，“十二五”时期在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可把握在9%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数据的计算分析，1979—2009年，我国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视为8%—12%，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近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付出了较大代价，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概括为“三高五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由此带来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内需与外需不均衡，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水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受到各种成本上升的影响，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狭窄的限制，受到国际经济、金融等风险的冲击。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十二五”时期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限可下调2个百分点即可把握在8%—10%，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可把握在9%。这对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含义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处于8%—10%的区间时，可实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重要动力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发生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由中低收入组进入中高收入组；二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这将为“十二五”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关于居民收入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70美元，在世界处于低收入组；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上升到190美元；到1998年上升到790美元，进入中低收入组；在新世纪之初，突破1000美元；“十一五”时期，从1760美元上升到4050美元；在“十二五”时期的第一年2011年，预计将达到4450美元，开始进入“中高收入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提高”：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预见，我国居民收入将加快增长，从而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基础性条件。

　　关于城镇化推进。我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49年为10.6%，1978年上升到17.9%。“十一五”时期，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43%上升到2010年的49.68%。“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这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将有重要变化，主要包括：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