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刁晏斌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批准号为05BYY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该成果对现代汉语的各个构成要素等在近百年时间内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作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对其中的规律也作了总结和归纳。

　　该成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音。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变化、某些具体字音的变化、现代汉语语音标准的变化，包括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发展过程及主要事实，以及汉语一些主要方言的语音变化等。在本部分中，首次把语音的发展变化分为两个方面，即语音系统和具体的读音。另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语音的发展变化分为“已经完成的变化”和“正在进行的变化”这两种，并且认为前者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变化，而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变化。此外，对各种现象的造成原因、变化过程以及相关的规律等也都作了有益的探讨。

　　二、词汇。词汇历来被认为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受社会的影响也最大，因而历时的发展演变也是最明显、最突出的。具体包括词形的发展变化、词义的发展变化、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发展变化、词的使用范围及其变化等。对于从另外标准分出来的某些类的词，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比如集中讨论了外来词的发展变化问题。这部分内容的特色是：第一，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一些以前很少引人关注的内容，比如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对比分析了词在现代汉语不同阶段中音节数量的变化，第一次从历时的角度讨论了语素问题，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词形问题等；第二，对一些传统的认识和知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比如对于不同的词形，分为同素颠倒词、异形同义词、异形外来词和广义异形词等四类，对于简缩词语，全面分析了其与原型词语在语义及使用上的对应与不对应的各种关系，对外来词，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其对汉语言文字的影响等；第三，抓住了某些从未被研究者提及的问题，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比如提出了当代汉语词汇的“返祖现象”，即一些不合理的新同义词大量产生的现象，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三、语法。语法方面的发展演变虽然不如词汇那么突出，但是绝对比一般人们所想象的和描述过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具体包括各类词及其用法的发展与变化（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副词、介词、助词、连词及某些后缀等）、词组的发展与变化（包括最具特征的“动宾+宾”词组、动词性固定词组、“比N还N”词组等）、句子的发展变化（包括“把”字句、“被”字句、双宾语句等）。本部分在对考察范围内各种现象的发展变化作了全面细致的描写和叙述，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较多地借鉴和运用了当今汉语语法学界非常流行的、并被实践证明用之于汉语语法研究有相当的解释力的一些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比如语法现象的功能分析和认知解释，语法化的观点和方法等，由传统的语法化延伸，提出了当代汉语的语法化问题，并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证；第二，比较全面地贯彻了“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这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对一些新的语法现象以及旧有形式的某些发展变化考镜源流，分别从古代（近代）汉语、外语（包括英、日、俄等语言）以及方言等方面对它们的来源作出了较为合理的阐述。

　　四、修辞。在以往的修辞研究中，修辞史是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的，而这无疑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近年来，随着“汉语修辞史”的正式提出，相关的研究开展得略有起色。该成果把现代汉语修辞现象发展变化研究纳入“现代汉语史”中，作为其下属的一个“专史”，即“现代汉语修辞史”，从而比较容易在大的背景下较为宏观地把握各种发展变化现象，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本部分的研究从“词”和“句”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常见的修辞造词法、已有辞格的发展变化、新辞格的产生等。

　　贯穿以上四方面研究的，还有两项比较固定的内容，而这也是这项研究比较有特色的部分。第一，对各种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分阶段考察。基于对现代汉语发展过程所作的阶段划分，对于讨论到的几乎每一种现象，都分别描述了其各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由此就使得“历时研究”的历时性有了充分的体现。第二，对进一步发展变化的预测。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和不断深入，语言预测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或者是作为一项新的研究内容，已经提了出来。在研究中，该成果构筑了“历史的总结与回顾——现实的描写和考究——将来的预测和展望”这样一个完整的研究链和表述模式，从而加强了整个研究的层次感和纵深感。

　　最后，该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点明确的认识和观点：

　　第一，现代汉语从确立之初到今天，已经并且正在发生巨大的、多方面的变化；

　　第二，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呈相当明显的阶段性，各阶段都有其多方面的特点；

　　第三，研究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必须结合、有时甚至是倚重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考察与分析；

　　第四，研究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不能仅局限于现代汉语本身，而是要“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