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佛教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才吾加甫副研究员独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佛教研究》，于2000年立项，2003年7月结项。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新疆古称“西域”，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纵观西域两千年历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佛教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影响很大。在新疆约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同样占了两千多年。佛教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互相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项成果共分八章。

一、总

　　论

　　解说了当代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民族成分；说明汉朝统一西域前后，在不同时期的古代西域土著民族和早期居民情况；叙说西域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之具体情况和佛教公元前6—5世纪在印度产生后，公元前1世纪末由克什米尔传入西域于阗的基本过程。

二、汉朝时期的新疆佛教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西域辽阔大地的大王朝。汉朝统一西域以后，西域诸地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该章除了主要论说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基本教义等状况之外，还根据浩如烟海的史籍详细论述了西汉末公元前80年左右印度佛教经由克什米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于阗地区，东汉时代佛教沿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传播于西域诸地，甚至传播于我国中原内地的基本情况。与此同时根据有关史料有顺序地说明了汉代西域佛教高僧及其佛经翻译的整个历程。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佛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内地和北方尤其西域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及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220年至58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36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一个个王朝就像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一般认为，在这三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流中，西域大地成了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特别是游牧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个时期，西域地区除佛教之外在各地还流行着婆罗门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当时这些宗教在西域诸地与佛教相比势力甚弱。但这些宗教不同程度地为占西域统治地位的佛教之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其浓厚色彩。这一时期，西域塔里木盆地南北路诸国的佛教传播与两汉时代不同，整个西域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即铸造佛像、建寺、立塔、凿窟、举行浴佛和实行施食等社会事业特别盛兴。在佛教礼仪方面，比两汉时更为鼎盛发展。西域各地大小乘佛教并存流行。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前后涌现出许多德才兼备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翻译了上千部大小乘佛教经文。总之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正值我国文化史上佛教的传入、发展、渐至鼎盛时期。佛教原本自境外传入，从传入的那一天起，佛教高僧就与翻译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时期大量的佛经翻译活动导致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活动的高潮。西域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影响了我国人民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

四、隋唐时期的新疆佛教

　　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但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它结束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唐朝大规模经营西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隋代佛教，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到恭帝义宁二年（618年），我国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的佛教，随着隋王朝的统一，西域出现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局面，同时西域各地佛教进入盛兴阶段。虽然隋朝只存在30余年，却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折点，并为唐朝佛教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由于唐王朝对西域实行积极开拓的政策，原来一度分散的西域很快趋于统一，并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唐王朝经过多年征讨，使西域诸国纷纷归服。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哀帝祐四年（907年）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唐代佛教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西域各地佛教发展仍保持繁荣、信徒众多、寺院广布和规模宏大的局面。据史料载，唐朝统一西域诸地之后，其农业经济与西域传统的农业地区即所谓的“城郭之国”的农业经济正相吻合，而唐朝高度发展的经济更有力促进了西域经济的繁荣。这进一步为西域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繁荣的佛教，在统一西域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流，对接近中原地区的西域东部的佛教给予了巨大影响。大量汉僧长期居于西域，建立庙宇，开凿石窟，讲经说法。在高昌、龟兹、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及具有浓郁唐风的壁画均说明唐朝时代促进了本地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此外，在唐朝时期，还是西域和中原的佛教高僧及佛经翻译活动渡过各种风风雨雨，恢复昔日辉煌的阶段，西域与中原各地佛寺林立，僧徒甚多，名僧大德倍出，译经数万，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

五、宋、元、明时期的新疆佛教

　　宋王朝立国319年，相传18帝，除徽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排佛之外，都采取扶助佛教的政策。宋朝时期，与中原相反，西域佛教基本上走向衰落阶段。西域宗教信仰多元化，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并存，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势力并肩对峙。伊斯兰教遍及阿图什、英吉沙尔、叶城、莎车、和阗、喀什、巴楚、阿克苏一带。龟兹、焉耆、高昌、伊吾、鄯善、吉木赛尔仍然是佛教居地。

　　元朝是蒙古贵族联合回、汉等民族上层阶级共同建立的封建主政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大政权。由于蒙古铁骑能征善战，我国的版图空前扩大，领域横跨欧亚大陆，使元代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色彩。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策。其中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元朝中央在南方采纳扶持汉传佛教兴盛的策略，在北方采取护持藏传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的方针。当时西域佛教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其一是在蒙古封建主的扶持下，西藏之藏传佛教传播西域；其二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察哈台汗后裔秃黑鲁·铁木尔的护持下，伊斯兰教的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西域早期佛教进入衰微。在整个元代，西域和中原内地涌现出很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译经众多，口译笔译兼备，内容广泛。

　　1368年元朝衰亡退回蒙古高原以后，在明朝时期，瓦剌蒙古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上。明代瓦剌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称之为斡亦剌，清代称之为厄鲁特或卫拉特，西方学者往往把它叫做卡尔梅克。其后裔，至今尚生活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明朝期间的瓦剌是在西域继元朝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民族之一。瓦剌蒙古控制西域期间，西域早期佛教在伊吾、吉木赛尔传布之外，藏传佛教在天山北麓得到进一步发展。

六、清代前后的新疆藏传佛教

　　明末清初，瓦剌蒙古以卫拉特蒙古之名称崛起于我国西北。明代末年，瓦剌蒙古形成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清代史籍中统称之为四额鲁特、四厄鲁特或四卫拉特。卫拉特蒙古最早于元朝时期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元亡之后，明朝期间与藏传佛教也有接触。但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自十七世纪初年，即1614年至1616年之间，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大增。当时西藏地方势力和其它教派反对格鲁派也日益加剧。格鲁派的发展屡遭挫折。于是，格鲁派领导集团向西域卫拉特蒙古求援。这样蒙藏封建主从1612年开始围绕藏传佛教教派在青藏高原彼此之间进行斗争，最后于1637—1642年为止，在6年间，以护持格鲁派之西域卫拉特蒙古固始汗同扶持噶玛噶举派的喀尔喀蒙古却图台吉，西康之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与西藏的藏巴汗丹迥旺布等进行的艰苦的浴血奋战而告终。

七、准噶尔汗国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明末清初，也就是说17世纪上旬，围绕藏传佛教教派之争，蒙藏封建主在青藏高原互相进行的暂时冲突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胜利而结束。藏传佛教在西域卫拉特蒙古得到进一步发展。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一个多世纪的准噶尔汗国时期，西域卫拉特蒙古诸地之藏传佛教之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八、土尔扈特蒙古藏传佛教

　　土尔扈特蒙古是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其祖先克列特（史籍中又称客列亦惕）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据西蒙古史研究，13世纪初，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14—15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接触。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赛音特尼斯墨尔根特穆纳的引导下正式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1630年土尔扈特蒙古完成跨洲大迁徙，到达其目的地伏尔加河草原以及1771年又回归故土西域伊犁为止的140多年间，土尔扈特蒙古经历七代汗王的努力，前后数十次从西藏迎请许多藏传佛教名僧大德来伏尔加河地区，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建立寺庙。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喇嘛僧人数大增，寺庙规模宏大，名师高僧辈出。这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为加强伏尔加河草原与遥远的东方兄弟民族间的往来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