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返本开新的依据与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沂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孔孟之间的哲学——以出土文献为背景》（批准号为02BZX029），最终成果为《孔孟之间》。

　　从儒学的发展历程看，所谓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无不是“轴心期”原始儒学的再生和复兴。目前，中国和世界又一次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这无疑预示着一场新的儒学返本开新运动即将展开。就像历次儒学返本开新运动一样，我们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再一次回到起点，重新考察和理解发生于轴心时代的原始儒学，并在此基础上开创儒学的新局面。该成果正是基于这一目的而展开研究的。

一、性本派与教本派——史实之新考

　　该成果首先对韩非子所提出的儒家八派作出了新的论证，提出孟氏并非孟子，而是《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记载的一位与孟子同姓同名字子车的子思弟子。仲梁氏当如清人梁玉绳所说，就是《礼记·檀弓上》和《汉书·古今人表》中的“仲梁子”。从《礼记》所载仲梁子同曾子论礼的情况看，他应与曾子同时，可能就是曾子的弟子。但从他的意见与曾子相左的情况看，也不排除他是别系儒者甚至是孔子弟子的可能性。至于孙氏和乐正氏，当分别为子夏弟子公孙尼子和曾子弟子乐正子春。

　　在此基础上，该成果认为先秦儒家凡六代相传。孔子之后的第二代儒家当然是孔子弟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七十子，其中只有子张和漆雕开被韩非子列入八儒。第三代儒家为七十子弟子，其中在学术上最突出的，当数子思、公孙尼子和乐正子春，即儒家八派中的子思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另外，仲良氏之儒可能也属这一代。第四代为七十子弟子之弟子。这一代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子思弟子孟子车，即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孟子属于第五代儒家。此外，《内业》的作者可能与孟子大致同时，亦当属第五代儒家。荀子为第六代。

　　以上各家的学术关系如何呢？这要从孔子的思想倾向说起。孔子思想有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和以“易”为核心的形上学思想，三者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这三个阶段也意味着孔子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但这三个部分或阶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和相互独立的，更不是相互抵触的，而是递次包容、交互渗透的关系。据此，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变动的，即由“礼”而“仁”而“易”。当然作为一个整体，孔子思想是以“易”为核心的。在这三个核心中，“礼”是外在的，“仁”是内在的，而“易”是至高无上的。因而，这个“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包含由外入内和自下而上两个转折。

　　孔子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为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提供了条件。进入战国，儒家开始分化为两系。一系承中期孔子之教，并进一步吸收孔子晚期思想，本之以天命之善性，从而论情心之变，教化之功，可谓之性本派。此派创自子思，集成于孟子，而曾子乃其前奏。另一系承早期孔子之学，本之以圣人之教化，从而论性情之原，礼乐之生，可谓之教本派。此派创自公孙尼子，继之以孟子车、《内业》，集成于荀子，而子夏实为其先驱。有意思的是，孟子车虽师从子思，但从《性自命出》等文献看，他的思想却转向教本派。《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侧重“尊德性”，而侧重“道问学”。

二、老传统与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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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复议

　　性本派和教本派分歧源自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中国早期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孔子以前，“性”就是欲望、本能，也就是宋人所说的气质之性。当时人性论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以“德”御“性”，包括以“德”“节性”和以“德”“厚性”两个方面。早、中期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传统人性论的继续，而今、帛书《易传》中孔子易说所体现的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这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自此以后，先秦人性论的巨流演变为两支。一支就是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以及内在道德先验论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为子思“天命之谓性”之说所弘扬，又被孟子的性善论推向极致。另一支是三代以来以 “欲”为“性”老传统的继续发展。子思虽然一方面将“欲”赶出“性”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又巧立名目，将“喜怒哀乐之未发”也就是传统的“性”“谓之中”，从而在实际上延续了传统的情欲论。竹书《性自命出》不但发展了子思的“中”论，而且将其恢复为“性”，并为之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以“欲”为“性”的旧传统发扬光大。

　　那么，这两条支流或两种传统在先秦儒学中各占什么地位呢？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看，真正坚持以“德”为“性”即义理之性新传统的，只有孔子、子思和孟子三人而已，但象《性自命出》那样拥护以“欲”为“性”旧传统的，却人多势众，蔚为壮观，实为当时人性论的主流。不仅如此，战国以降以至唐末的儒家人性论，大抵可归为气质之性的旧传统。而孟子之后，新传统即告失传，至唐宋之际，才被重新发现。宋明时期那种人性二元论，其实是在继承旧传统基础上，又遥绍早已中断的新传统，将二者熔为一炉，将两条支流重新合流，将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从而再铸辉煌。

三、天人统与人天统――道统之再构

　　中国早期人性论的新老传统之分以及战国儒学的性本、教本之别，乃至孔子思想的发展变化，皆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尤其和儒家道统的传承是息息相关的。

　　大道兴于对天人之际的追究。在古人看来，万物由天所生，而天道实为宇宙之大法，人事之准则，故天、人之间息息相通。正因如此，如欲究天人之际，则既可自上而下地“由天道以推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由人事以究天道”。这正是往圣先哲究天人之际、探大道之奥的两种基本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了道之两统，可分别称之为天人统和人天统。

　　这两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祝、史二职以及作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结晶的六经。《易》代表祝的传统，其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方式为“由天道以推人事”，属于天人道统；《诗》、《书》、《礼》、《乐》、《春秋》代表史的传统，其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方式为“由人事以究天道”，属于人天道统。

　　寄寓于六经的道之两统是怎样作用于孔子的呢？孔子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思想之正统，无疑是道统传承的枢纽性人物。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学者们多着墨于孔子是否和如何整理六经之类的问题上。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思想亦源于六经，他正是借助六经来传承大道和创建儒家学派的。换言之，就思想而言，儒家实起源于六经。在早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晚而喜《易》”。其实，这种经历和孔子思想的演变以及孔子对道统的传承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在“学《易》”以前，也就是在孔子思想发展的早期和中期，孔子主要继承了《诗》、《书》、《礼》、《乐》之人天道统，孔子晚年“学《易》”后，将重点转向继承和发扬《易》之天人道统。

　　战国时期儒家两派的学术思想路径虽然不同，但都是道统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体现人性论新传统的性本派承天人统之血脉，发扬人性论老传统的教本派则接人天统之风骨。

　　宋明理学的历史使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回应佛教心性之学的严峻挑战，而在传统儒学中，具有比较丰富的心性论资源，可以开发出来与佛教心性论相抗衡的，正是思孟学派。所以，挺立思孟，提出道统学说，正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

　　儒学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在于它能否像当年回应佛教的挑战那样有效地回应西学的挑战，尤其是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挑战。从公孙尼子到荀子的战国人天统即教本派，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科学与民主的基因，是我们建构当代新儒学、回应西学挑战的宝藏。所以，担当两系道统，仰受千古圣脉，是建构当代新儒学的根本宗旨。

四、五经七典――经典之重建

　　由于种种原因，先秦许多经籍的时代、作者、乃至学派皆存在争议。作者认为，在《论语》之外，西汉以前的典籍里至今还保存大量《论语》类文献，将这些资料与《论语》合编成一本《广论语》，方可窥见孔学之全貌。现存《子思子》的佚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原本《中庸》（今本《中庸》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为本来的《中庸》，另一部分为子思的一篇佚文，姑名之曰《天命》）、《表记》、《坊记》、《缁衣》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它们属于《论语》类文献。第二类为子思的著作，包括《五行》、《天命》和《大学》（《大学》并非像朱子所说的那样作于曾子）以及见于《淮南子·缪称训》的子思《累德篇》的佚文。第三类为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行，如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等。郭店简中的《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六篇，很可能就是孟子车的遗著。论者多以为《管子》四篇为道家作品，其实它们不过是《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内业》十五篇”的佚文而已。

　　据此，现存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经典可新编为七：《广论语》、《子思子》、《公孙尼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总称“七典”，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作者试图在六经系统和四书五经系统的基础上，将儒家核心经典系统重构为“五经七典”系统。

　　总之，两脉道统，见于“五经”，存于“七典”，比量齐观，庶几可得大道之全矣。出于对道统的不同看法，唐代以前的经传中，常以周孔并称；唐宋之际以后，代之以孔孟并称；现在看来，以周孔孟荀并称，或许有更强的概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