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新建设》创刊号(1928年)

　　(资料图片)

　　近期出版的《辽宁期刊史》颇受业界好评。“显示了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省期刊协会以及一大批从事编撰工作人员的文化眼光和远见卓识。”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繁华说。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问世，不仅是一扇回望辽宁近现代社会风情的窗口，也为中国期刊界贡献了一部重要的典籍。

　　“使我们对近现代中国期刊史有了新的认识”

　　辽宁从20世纪起，便进入了一个风雷激荡、历史进展迅速的时代。在这100多年中，经历了封建王朝的覆灭、军阀混战、外强入侵、抗战救国、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跌宕起伏的社会变化。

　　这一历史经历的复杂性，促成辽宁期刊政治倾向的多元性。

　　仅以伪满时期为例，辽宁当时有日本人和汉奸主办的鼓吹殖民统治的期刊、有爱国人士自发筹办的宣传爱国的进步期刊、有共产党领导的反满抗日期刊、有抗日联军的期刊，也有民间的同仁性刊物，还有日本人办的几百种不同类型的日文专业期刊，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

　　专家学者们认为，《辽宁期刊史》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地域特性，这是本书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书中有可读的文字和珍贵的图片，可作为案头书。它的出版，使我们对近现代中国期刊史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频在会上欣喜地说。

　　“一般地，专家学者们说到中国近现代期刊史，都要谈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期刊、解放战争时期的期刊和新中国的期刊……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30年代的辽宁期刊。张学良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现代化的理念，这也是很震撼的。那个时期的辽宁期刊，创办了很多的航天航空、教育期刊，与同期的上海期刊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风格。”李频解释说。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辽宁近现代期刊呈现一定规模，始于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

　　张学良在1928—1931年主政东北期间，倡导“建设新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消弭邻邦野心”。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报刊非常重视，先后为期刊题字、书写刊名不下十几种，激发了各界有识之士创办报刊的热情。尤其是教育期刊在全省各县纷纷涌现，出现一股辽宁早期的教育期刊热。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说：“书中大量地搜集了这方面的史料，实属不易，弥足珍贵。”

　　比如，1928年10月创刊的《东北新建设》杂志封面，可以见到张学良亲笔题写的刊名；1929年，张学良专门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急起直追”，对该校刊寄予厚望。再如，书中列举了张学良政府颁发的行政人员修养之标准：“精神要革命化；思想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工作要劳动化；生活要贫民化；兴趣要艺术化。”除此之外，书中还着力介绍了所收录到的革命、进步期刊史料，这些浸着东北人民血与泪的史实，让期刊史专家张伯海认识到：“在旧中国黑暗势力统治下，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奴役下，东北人民绝不甘为俎上鱼肉，仅从期刊斗争活动的侧面，便能看到在当时东北大地上不乏勇猛地跟敌人战斗与周旋的血性之士。”

　　不以人分、不以线分

　　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对历史史料的博采与考证，必须“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下一判断，如老吏断案，客观冷静，不杂成见，不带感情”。本书的编撰人员就是秉着这种原则和精神收集和编写的。

　　据本书执行主编之一李光天介绍，在叙述期刊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刊物状况、期刊人物中，他们主要坚持的原则是：

　　第一，求实存真，尽量保持其本来的原貌，誉不增美，毁不益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实事求是。

　　第二，客观公正，就刊论刊，谨誉慎毁，不做简单的定性。比如，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新闻控制极严，但这个时期除有我们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办的革命的进步的刊物之外，仍有一些民间组织或同仁办的刊物，他们既不鼓吹亲日，也不公开主张反日，但其刊物亦常登一些读来有益、看来有趣之文章，在民间有一定读者。对这类刊物，书中一般不置批判之语。

　　第三，厚古严今，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办刊人，要多用笔墨，尽量做详细的介绍；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期刊人，入史则需要有严格的条件，一般必须是省级以上奖项的获奖者或者对于创办期刊、发展刊社事业有公认的突出贡献者。

　　读过《辽宁期刊史》后，张伯海高兴地感到：“本书最显示编撰者功力的地方，是他们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运用。特别是辽宁在各个阶段的客观历史环境，通过条分缕析，得出既不失革命的、民族的准则，不失历史真面目，又体现出历史过来人的豁达与宽容的结论。”

　　“对期刊史上的是非曲直，在《辽宁期刊史》中从未以人分、以线分，而是摆到唯物主义史观的科学天平上衡量，因而能够触到历史真谛，再现历史潮起潮落的辩证规律……这也是我们期刊史工作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张伯海说。

　　“我们不做，历史可能被湮没，那是我们极大的失职”

　　“历史是映照今天的镜子，历史是曲直的标尺。如不用心搜集、整理和研究，使这些期刊史料无声无息地流失，历史就可能被湮没，那是我们极大的失职。”张伯海说。

　　“目前，有关期刊史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相关资料、著述很少，期刊修史难度很大。可喜的是，辽宁省期刊协会知难而进，在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编撰出版了《辽宁期刊史》，这对中国期刊史的研究和编撰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其精神难能可贵。”石峰会长说。

　　参加编史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刚从现职岗位退下来的期刊总编辑，其中有患病的古稀老人，也有个别人员仍是现职的总编辑，百分之百的具有高级职称。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极高的创作和撰写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每月除了几百元交通补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报酬。然而，他们投身编写工作几年来始终孜孜不倦，热情不减。

　　本书是继《山西期刊史》之后，我国第二部地方性的期刊史书。石峰会长最后评价道：“这是很有文化价值的创意，是一项颇具建树性和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它不仅是在修史工作方面的一种突破，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期刊史研究的一种突破，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本报记者 毕玉才 计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