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区北部，嵩山之阳，是我国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与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睢阳(应天府)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宋代书院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成为学者传道授业的新领地。作为中国新儒学“洛学”的发祥地之一和古代书院的典型，嵩阳书院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嵩阳书院的历史演变

　　嵩阳书院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创建的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以嵩阳观为行宫，更名为奉天宫。后唐时期部分士人在嵩阳观聚徒讲学，其为嵩阳书院讲学之始。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改名为“太乙书院”。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光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后又御赐“太室书院”匾额，遂将“太乙书院”改为“太室书院”，设置校官。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向太室书院赐九经诸书。仁宗时期赐名“嵩阳书院”，并赐良田。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嵩阳书院名声日隆，生众达数百人。当时，“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来到嵩阳书院、崇福宫讲学，主要用“洛学”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嵩阳书院因此声名大振。司马光、范仲淹等名流都曾在书院讲学，一时间，四方前来求学者甚众。南宋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云：“国初海内向平，文风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人把嵩阳书院列为四大书院之首，以此作为新儒学——“洛学”的发祥地之一。

　　金、元至明代，嵩阳书院由盛转衰，明末毁于兵火。现存建筑多为康熙年间登封知县叶封重修。乾隆后期至清末，书院活动几乎陷于停顿。解放后嵩阳书院获得新生，不但整修了藏书楼、崇儒祠等建筑，也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治理、美化了环境。2010年7月31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包括嵩阳书院在内的中国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嵩阳书院是理学先导“洛学”思想传播的重地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引领了当时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主流学说，也是嵩阳书院教育的重心。嵩阳书院在学术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二程“洛学”，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二程受教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后来长期在嵩阳书院讲学，程颢还为嵩阳书院制定规制(包括教学目标、学规等)、课程等规条，吸引了众多学子（《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宋史·道学传》）。经过二程的改造，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围绕社会、人生、自然深入探讨的儒学新学派——“洛学”诞生了，并与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朱熹的“闽学”共称宋代理学四大学派。二程弟子在各地讲授传播“洛学”，从而形成一些地域性学派，如“事功学派”、“湖湘学派”等。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给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后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作为理学先导的“洛学”，首创于二程，经其弟子杨时一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至南宋朱熹，由朱熹集大成而为“闽学”，共同构成了“程朱理学”体系。后来又发展为“宋明理学”，长期被奉为官方哲学，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二程的学术观点及其实践的传播，多在嵩阳书院。其基本思想是：“理”（或“天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万物皆有理”；由“格物”即穷人类社会之理而达到“致知”，“致知”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性即理”，由于“气禀”不同，人有善恶之分，改变气质需“明天理，灭人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主张“以诚敬存之”。可见，二程汲取佛、道思想进行儒学创新，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有机联系起来，创立了理本论的思想体系。冯友兰先生曾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

　　三、嵩阳书院是创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嵩阳书院藏书楼拥有大量藏书，以配合教学，同时还自行刊刻图书。清初时，书院藏书已达一万余册，分别为皇帝赐予、私人捐赠、书院购置或刊刻而来，并制定了严格的收藏、借阅制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捐银重修了藏书楼，各地又送来不少书籍资料。

　　嵩阳书院先后云集了大批学者，在扩大儒学影响、发展书院教育、继承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嵩阳书院志》、《登封县志》等记载，自五代到清朝，庞式、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王守仁、湛若水、耿介、窦克勤、李来章等一时名流，都曾在此讲学。其中，清初名儒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30年，窦克勤五至嵩阳书院论学切磋，李来章著述达40余种。嵩阳书院亦因众多硕儒而声名鹊起。

　　在传播儒家学说、促进思想发展的同时，嵩阳书院也是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砥砺品性甚至开展社会监督的重要阵地。如程颐“议论褒贬，无所顾忌”（朱熹《晦庵集》），耿介提倡“常存戒慎恐惧之意”（《嵩阳书院志》）等等，书院学人发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投身现实政治实践，关心国家兴亡与民众疾苦的做法，历来为世人所称道。

　　历史上，前来嵩阳书院求学者众多，著名的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湖北的刘立之等，他们学有所成后回去传播儒学思想，客观上对普及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二程倡导“希学希圣”，不少门生在科场高中进士（参见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自五代后唐至清末近千年间，嵩阳书院培养出诸多人才，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四、嵩阳书院是“以德育人”的精舍典范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教育理念。孔子提出“仁者，人也”，儒家把道德品性看做人的本质。嵩阳书院传承了孔孟的道统，到清代，耿介总结出“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六项讲学原则（《嵩阳书院志》）。讲学内容重经学、理义，大旨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及《通鉴纲目》等书为纲。

　　清代嵩阳书院山长耿介，把道德教育看成是比科举应试更重要的大事。他认为，理学是根本，科举是枝叶，前者是“体”，后者是“用”。他在教学与学术研究实践中，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提倡个人自学、集中讲解和质疑问难相结合，建立“讲会”制度。嵩阳书院既重视道德教育，也实施道德实践。根据《嵩阳书院志》记载，为纪念孔子、二程、朱熹等前代圣贤，分别修建了先圣祠和先贤祠，还修建了纪念宋代儒家名臣司马光、杨时、李纲等人的诸贤祠，以及纪念对嵩阳书院兴复和讲学作出贡献的儒学大师的崇儒祠。按照《祀典》规定，每年于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领全体师生举行祭祀，激发学生对先师圣贤的爱慕敬仰之情，以便在实践中效仿，形成一种有效的道德实践教学模式。

　　总之，嵩阳书院作为古代书院的典范，被列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是早在南宋时期已经形成的定论和共识，这是基于嵩阳书院作为二程学说传播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特殊地位的定位，也是基于其在我国思想、文化、道德、教育发展史上所起巨大作用的综合考量。

　　(作者为郑州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