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中国“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这四大伦理原则使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并多次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

　　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有的肯定曰其有，有的否定曰其无，各种解读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特别多元、主义特别活跃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严肃而认真地研究：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着这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支柱

　　今天，中国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努力“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要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真理。

　　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而论，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就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际理论与实际的影响下，一些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一一碰壁，因为这些方案一旦付诸实施，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中国由大乱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和重建。

　　再以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而论，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是一种经济结构。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家庭关系，打破家族关系，打破乡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以及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党派关系。同样，在实践中，人们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

　　“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中国“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这四大伦理原则使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并多次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四大伦理原则，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经济人”或“自利人”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型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主义这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西方四大观念的输入，给中国人先前一直被压抑着的自利主义、纵欲主义及竞争意识提供了合理与合法的根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冲突，并空前激化了中国先前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的四大伦理原则和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搏击。事实表明，后者缺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会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前者缺位，不将后者的作用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完全可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毁于一旦。

　　16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稳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显，只要继续非常自觉地认知、认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觉地“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民族复兴今后便必定能够持续。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实践

　　除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重大差异外，中华文明还面临着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所带来的新的问题。

　　现代化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将人引向了新的异化。现代文明一方面带来了人的新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异化。

　　如何在中华文明转型过程中，既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又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的异化？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终于发现，坚持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最根本的准则，将是一条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普适性的路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将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作为综合整体加以把握。人的知识传授、积累、更新、创造，不仅是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人除了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还有情感生活、情感世界，即人还有比物质生活及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更高的意志生活。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能够“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取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它们都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轴，正在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生态化相结合，城市化进程和人性化相结合，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公平化相结合，世界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结合，还推动着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推动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东部中部和西部、汉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协调发展。

　　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的德性、知性和诗性的发展，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性的转化。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推动着中国在传承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伟大创造。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继承了中国人本主义传统和西方人文主义优良传统，而又高于这两大传统，它不仅对中国的今天与未来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姜义华在南京市民学堂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吴红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