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基础性部分，有了这个基础性层面的支撑，人类、文明、国家及民族的各种标志性建筑和符号才能浮现出来。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士林深信不疑。刘士林主要致力于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发展、城市文化与文化产业等新学科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他的研究关注的对象与中国城市的基层有很深的关联。

　　到基层去发现真正的城市化问题

　　刘士林说，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基层群体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口，延伸至城市中那些默默支撑着社会发展的“小人物”、“无名者”。他们构成了我们国家、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同时也在深层和根本上决定、制约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刘士林重点关注的是低城市化水平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对于基层调研的收获，他感慨地说：“一是了解真实的中国，发现真正的问题。真实的基层状况与根据书本上的西方理论作出的判断差别巨大。二是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性格、需求。基层干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社会发展中表现出的创造力、承受的痛苦和压力，都值得好好研究。三是走基层有助于在理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心态方面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

　　刘士林告诉记者，他们的基层调研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等方面，覆盖区域既包括属于国家战略规划的北部湾经济区、中原经济区，也包括处于大城市边缘地带的上海毛桥村、浦江镇等。他说，基层调研的主要目的是帮地方政府作规划、梳理优势、提出战略目标等。因为提出的是“建设性意见”，所以调研比较受欢迎，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愿意和他们交流。

　　研究城市发展要有仁爱之心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刘士林说：“我们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通过自己有限的工作，减少城市化后遗症，同时为更多地区作出示范。”在基层调研中，刘士林及其研究团队总是尽可能地帮助地方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注重清理一些盲目模仿西方或中国大城市的错误及片面思路，减少发展成本。他坦言，“后城市化地区更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引领。坚持适度发展的原则和战略框架，才能为尽量减少城市间的重复建设、同质竞争，为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打下一个较好的底子”。为此，早在几年前，刘士林和他的团队就开始了“城市群理论下基层”活动。

　　刘士林带领团队，以他们的“文化城市群”理论为主体框架，设计了以文化资源为对象、以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以“文化发展带动经济繁荣”为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中西部城市化规划，获得各界好评。

　　与一般的理论工作者不同，刘士林强调研究要有仁爱之心。他说，当前的城市化规划存在两个普遍问题：一是“换一届领导换一张规划图”，二是“换一个规划团队就一切推倒重来”。刘士林认为，城市化规划“应尽一切可能体恤民力、物力和环境”，坚持“改变原有功能”与“进行新的创意和设计”并行，尽可能地救活“烂尾楼项目”，而不是把以前的规划设计或“未完成项目”全盘推翻。

　　建构城市发展的中国话语

　　在谈到研究城市的意义时，刘士林笑着说：“这使我想起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的话。他说，写诗不能拯救人类，但诗歌可以使人类变得更值得拯救。我想研究城市也是这样。悲观的西方学者认为城市化是场灾难，拯救城市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但我相信，这个世界虽然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一切还是应尽力而为。”

　　采访中，刘士林还强调，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竞争残酷。各种意见、观点争执不下，增加了城市决策和管理的成本。同时，那些缺乏中国经验、对基层社会缺乏了解和研究的“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宏大叙事式的城市化方案是行不通的。

　　刘士林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出版成书，并翻译成英文，向世界展示中国所经历的史无前例、同时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城市化进程，展示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展示那些来自中国基层的创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