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均面临诸多难题，普遍而严厉的批评引发人们对教育改革不断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到国外“取经”，以期从中收获启示。自2011年1月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在北京、西安、武汉、上海和杭州，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进行了广泛调研，形成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路径和选择的看法。这一调研成果于近日在京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上正式发布。

　　学者行政化：被动抑或主动

　　在新加坡学者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大于改革，基于这一思路，大学变化非常大，有一些确实是积极的、好的变化，但也出现了很多深层次问题，由此激发大学改革需要向纵深突破的讨论。

　　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赵力涛介绍，此次调研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访谈，访谈对象分布在“985”高校、“211”高校、一般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及独立学院。从职务分布看，有政府官员，也有大学校级、院系一级领导，还包括大学教授、教师、学生和企业人力资源主管。关注问题主要包括大学的治理或管理体制、知识生产或科研体制、人才培养体制。

　　赵力涛认为，很多学者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源于制度，即权力分配不当，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这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要害。世界上很多优秀大学校长也是政府任命，办学经费同样出自政府，并不必然出现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不清的问题。学者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制度。中国大学发展史表明，即使外部环境不利于大学发展，那些身负使命，有远见、热情和使命感的学者，也总能寻找到自主空间，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访谈显示，总体而言，在中国，虔诚于学术的学者规模和影响力没有大到让其成为大学“核心”的程度。一些学者追求非学术的东西和社会上的评价，影响社会对学者的总体评价。由此，公众对学者声望给予专业水平的期待。而课题对于中国高校和学者的重要性令新加坡专家难以想象，他们提出，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自己是被动的行政化或被动的市场化。然而也有一种趋势，他们尝到甜头后，开始走向主动的行政化或主动的市场化，并形成一种文化。很多学者已经名利双收，但是他们形成一套新的价值观，难以回头。显然，学者本身对中国高教的很多问题也有直接责任。

　　教育哲学未真正生根

　　“中国高等教育如果再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拖住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如是说。问题的出现往往是改进的契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问题很多，另一方面也很有希望。因为华人社会的教育系统由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共同组成，很多方面互相可以借鉴。

　　“中国缺乏教育哲学、缺乏专业精神，缺乏‘象牙塔’这样一个体系。如果我们承认这点，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特点是先建立起‘象牙塔’、先建立起专业主义，然后再谈现代，不要轻易学西方。”郑永年认为，近代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与政治社会变化相关，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显著特点首先是皇权衰落，由于新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权力分散，权力分散又使得思想界异常活跃。皇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政权，由此导致知识界发生两个变化：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产生；二是政治和知识界的边界产生。五四运动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哲学体系、知识体系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知识体系的追求。这种积累在西南联大时期达至顶峰，可惜的是，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生根。

　　如何在现有体制下确定专业主义？专家指出，首先，现有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其次，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估制度必须重新设计；最后，确立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不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教育界需要反省。教育界的自制和独立，并不是教育界可以无政府，知识界本身必须确立知识的认同和边界，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

　　毕业生：铁饭碗抑或职场机会主义

　　新加坡学者还就中国高校毕业生情况访谈了十几位雇主，黄彦杰研究员称，多数雇主反映毕业生在知识和素质上与工作要求有很大差距。另外，毕业生的心理素质与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心理不相称。在知识和技术层面，雇主们一般采取的策略是以学校声望作为选人的主要标准。例如，复旦大学毕业生第一轮有90%的可能性进入下轮选拔，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只有10%—20%的可能性。声望和行政主导了高校扩张过程，这个扩张过程导致非重点大学教育质量下降，教育质量下降又导致雇主采用以声望为主的聘人方法，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高校扩张对职业教育体系的破坏，特别是综合化和升级化，基本摧毁了原先比较好的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它们升级后培养的专业人才反而减少，这也直接导致高技术人才匮乏。

　　雇主还反映，中国大学毕业生普遍缺少工作伦理和职业规划，非常突出的例子是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遍不能接受难一些的工作，就业市场过度流动。用人单位非常难组织一个较为稳定的人才队伍，单位的培养体系难以维持，因为谁也不愿意出钱为竞争对手和公司培养人才。此外，毕业生缺乏敬业精神和专业意识，一方面，重点大学毕业生追求铁饭碗，3年的研究生只读一年半，其余时间用于考证或参加各种各样的公务员考试和招聘，这样一来，最优秀的学生无法进入需要创造力的部门。另一方面，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职场机会主义，跳槽过于频繁。

　　针对新加坡学者的“批评”，中国学者普遍表示，与欧美教师相比，中国学者是最不受约束的群体，我们的教授可以随意去挣钱，我们虽然有特别强的行政主义，但有特别弱的管理,要将高等教育改革作为改善社会结构的突破口。

　　（作者单位：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