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一大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贤潜心译述，以西学开化民智，探索着中国现代化之路。梁启超等人通过日文翻译西学，而林纾借他人口译的协助从事译介活动。相比之下，作为能直接阅读西方著作的严复，其译介活动展现出独特的意义，是考察近代中西语言交流碰撞中种种纠葛的最佳样本。

　　“不得已”的译述工具

　　严复采用本土的文言译介西学，雅训的古文笔法使其译著充分体现出“古文学”性。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在严复的翻译实践中，“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像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这也是严复受到桐城大家吴汝纶及其时士大夫推崇的原因。

　　不过，吴汝纶虽对严译《天演论》推崇有加，但对古雅的译笔能否为热衷于时文、公牍与小说的士人接受有所担忧。他在《天演论》序言中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吴汝纶并未明说严复以文言从事翻译是一种缺陷，但“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的观点，已指出文字运用与思想普及之关系，而在这方面，严复所用的“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古文，即使在士人圈内也有其局限性。梁启超夸赞严译《原富》具有“诚得斯本矣”的“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的译文，但指出严复的译笔太过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而致使其所译的内容“学理邃赜”。在梁启超看来，严复一向引以自傲的渊雅的文笔，使其所宣传的“文明思想”不易为一般的“学僮”或“国民”了解。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鲁迅也对严复过雅的译笔提出了批评：“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对严复的译笔则是不屑一顾：“严几道翻译西洋书用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

　　不过，在胡适看来，严译笔法“都是当日的实情，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适用。所以严复译书的文体，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一个‘达’字”。

　　重“雅”而失“信”与“达”

　　严复一直标举“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与实践，但是，严复的翻译是否符合他所力倡的“达”这一翻译标准呢？

　　奥地利学者田默迪曾对严译《天演论》第一章的中英文逐字逐句地对比研究，发现原文与译文二者间存在文本形式上的不同。就叙述视角来说，在赫胥黎原书中，叙述与讨论思想的人都是原作者（第一人称），但在译本中，严复却将自己作为叙述的主体来描写赫胥黎的观念（第三人称写作），并改变了原文的语句与结构。田默迪未进一步探讨这种人称改变的情况，在笔者看来，其恰恰呈现出严复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翻译西方文本的事实。

　　众所周知，史传传统在中国影响久远。史官文化以尚实为要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对史家的最高要求。因此，信史成为史家的最高追求。为了这种“信”，史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春秋战国时期，齐太史三兄弟不避权贵而舍生实录“崔杼弑其君”；晋董狐也因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而受到后人的大力推崇。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史传都是单一的全知叙事的第三人称叙事。这种追真崇信的史传传统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纵观中国古典小说史，第三人称叙事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就文言小说来讲，只有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而就白话小说来看，第一人称叙事在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中更是无迹可寻。再加之受到以克制个体为特征的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基本处于缺席状态，第三人称叙事则一枝独秀。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是在近代受西方小说技巧影响的白话小说中才得以出现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臻于成熟，则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第一人称叙事改译成第三人称叙事，一方面说明其并未在翻译中真正贯彻 “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另一方面也显示其在文言传统的影响下不自觉地进行着以“中”译“西”。

　　在翻译实践中，严复认识到西方语言与本土语言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有所隔阂，这使得两种语言间的“等值”翻译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严复为了使国人易于了解，常以人们熟悉的词汇和典故翻译西洋的一些专有名词或故事。严复采用了“达恉”式的翻译方法，颠倒、附益、同化、解构，对西方语言进行了中式改造，一如吴汝纶、钱锺书所批评的“易洋典为汉典”。此类例子在严复的译著中比比皆是。

　　总之，严译《天演论》一书并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将翻译、评述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因此所营造出的文字气氛与原著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偏重“雅”而丧失了“信”与“达”。对此，瞿秋白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中西语言差异下的“力不从心”

　　严复在翻译中注意到，“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就梁启超对《原富》中译本的批评，严复辩解道，文字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工具，“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严复明确强调，自己翻译的学理邃赜之书，所期望的读者不是梁启超所指的一般学僮，而是熟读古书的士人。由此，他采用了“汉以前字法句法”表达“精理微言”的古文，而决不采用“蜉蝣日暮之已化”之类的通俗白话文。在《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中，严复甚至偏执地认为，如果只为了方便“市井乡僻之不学”而采“近俗之辞”，是对中国文字处以“凌迟之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语言选择与受众期望，与严复一向主张的“开民智”形成一种悖论。

　　其实，严复以文言翻译西方著作，本身就存在问题。张君劢认为：“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也感慨地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批评严复对待外来新词汇的态度说：“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又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这在由穆勒著On Liberty译成的《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可以看出。严复在翻译中多有舛误之处，包括：一是将本来意义精确的词译为意义模糊的词；二是忽略或误会逻辑语汇与逻辑推理的关联性；三是将中立的语汇译为具有价值判断的语汇。将liberty译成“自繇”即是一例。在严复看来，西文的liberty或freedom其实是较具体的，而中文的“自繇”一词也是较具体的，用其比用抽象的“自由”翻译liberty或freedom更为恰当。

　　严复翻译中的阙误与不尽如人意之处，本身就有中西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间存在深刻矛盾的原因。古汉语是诗性的语言，模糊而笼统，在反映事物的细致与精确性上显然弱于英语；古汉语强调意合、感性而写意，在逻辑推理及理性思维方面也难异于英语。最重要的是，语言工具论及“文以载道”的传统意识，使严复的译介活动不能不表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因此，所谓的误读、偏谬和词不达意等都在所难免。但在客观上，我们也看到，正是这种以文言翻译西学的力不从心以及勉力为之，为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递变打开了缺口。其后，伴随着时局的发展，大量译介活动得以进行，在外来新词语的输入与影响下，文言的权威性被一步步地侵蚀，汉语现代化渐露曙光。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