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的编纂始于西方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1949年以前，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汉英词典几乎全部是他们所编纂的。这些词典为所处时代的中西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今天，其中多部仍在不断重印并被广泛使用。透过这些词典，我们不仅可以借鉴西人编纂汉英词典的经验，也可以管窥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和文化的变迁。

　　19世纪初：汉英词典编纂始于外国传教士

　　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词典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部词典共有3个部分，分为6卷，自1815年起在澳门出版，直到1822年全部出齐。第一部分是3卷本，按部首顺序排列，是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的《字典》。第二部分为2卷本，按读音字母顺序排列，以康熙年间中国学者编纂的《五车韵府》为蓝本，并以同名出版。第三部分为1卷本的《英汉词典》。这部词典部头庞大，凝聚了马礼逊本人和众多助手的心血，出版后大受欢迎，之后的汉英词典无一例外地都受其影响。直到今天，《华英字典》依然是人文学科的热门研究对象，已由我国大象出版社在2008年影印出版。

　　1842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出版了一部小型《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该词典按部首排列，内容基本上是对《康熙字典》的翻译，另外从马礼逊词典和别的地方补充了一些短语例子。该词典释义和例证简单，几乎没有语法、用法和文化信息，影响力有限。

　　19世纪末：汉英词典编纂日益成熟

　　1871年，就职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出版了《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该词典按读音字母顺序排列，出版后大受欢迎。后来加拿大人季理裴（Donald MacGillivray）购得该词典的著作权，并进行多次修订，于1911年推出更名的修订版——《华英成语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修订版收录大量当时的新词汇，如有限公司、债权、公益、国债、拍卖、保险、博览会、自治、殖民地、法制、选举权、议员、议院、红十字会、社会主义、唯物主义、自然淘汰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政治风貌。

　　1874年，美国传教士及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出版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收字与体例以中国学者樊腾凤的《五方元音》为基础，注音取长江以北之平均音，兼顾官话、古音、主要方言。释义方面则参照了《康熙字典》以及麦都思对《康熙字典》的翻译，词源方面参照了《艺文备览》。该词典注音、释义、例子均较为简洁，在全书的一致性、编排的科学性方面比之前的汉英词典有很大进步，问世后广受关注，被誉为“多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们工作的集大成之作”。

　　1892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巨型汉英词典《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问世。该词典收汉字13838个，按读音字母顺序排列，注音系统采用翟理斯自己改进的威妥玛氏注音法，并且注出多种方言读音。该词典释义详细，例证充分，对文化负载词的解释尤其详细，如“精卫衔石”条的释文追本溯源长达16行，“北京”在历史上的60多个不同名称也收罗无遗。这部《华英字典》首版为两卷本，1912年又出版了三卷本增订版，直到1968年还在美国重印，堪称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汉英词典。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几部小型汉英词典，如《康熙字典撮要》（The Concise Kanghsi Dictionary）、《学生常用4000字袖珍汉英词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Tzu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美国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91年出版的《中英袖珍字典》 （A Pocket Dictionary（Chinese-English） and Pekingese Syllabary），该词典收字较全，检索方便，还提供了大型词典的参照方式，是当时西人学习汉语的重要参考书，在海外曾多次重印，直到今天依然在国外销售。

　　除了上述这些官话汉英词典外，西方学者还编纂了不少方言汉英词典，但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些方言词典一直未能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事实上，这些词典不仅可供词典学借鉴，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汉语方言的历史形态以及近代中国各地的历史风貌，其宝贵价值不应受到忽视。

　　20世纪以来：最新理念和技术引入词典编纂

　　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开始登上汉英词典编纂的舞台并逐渐成为主角，但这一时期仍然有数部西人编纂的有较大影响力的汉英词典，如美国传教士芳泰瑞（Courtenay Hughes Fenn）1926年出版的袖珍版《5000字典》（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 A Pocket Dictionary and Index to Character Cards of 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该词典是基于他为其负责的北华协和语言学校编写的教材编纂而成，信息量较大，特别适合初学中文者，问世后受到欢迎，并由众多学者多次修订重版。

　　1931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马修斯（Robert Henry Mathews） 在鲍康宁的《汉英分解字典》基础上历时三年修订出版了《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1942年为适应当时美国本土对汉英词典的迫切需要而影印出版了芳泰瑞和马修斯编纂的这两部词典，其后又对它们进行了修订再版，参与修订者包括华裔学者赵元任。直到今天它们还在不断重印，影响甚大。

　　1996年，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主编，多位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ABC汉英词典》（ABC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97年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词典被中国语言学家周有光誉为汉英词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该词典收词范围广泛，特别注意收录新词新义和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词语；释义准确简明，并标注词性和使用范围；以单一字母顺序排列，检索便利；汉语拼音规范，严格遵循最新公布的汉语拼音国家标准；每个条目均提供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等各种信息；以计算机辅助编辑，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时代词典编纂的发展要求和趋势。可以预期，未来由中外学者合作，充分利用最新词典学理念和技术的汉英词典还会继续出现并成为市场主流。

　　尽管当代学者对西人编写的汉英词典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促进中西交流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早期汉英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西方人学习汉语。上述的一些词典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外国人用作汉语学习的参考工具，其编排体例、释义、信息取舍等符合西方学习者的习惯，对当代汉英词典的编纂依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使在中国国内，西人的汉英词典也有一定的认可度和市场。而且，这些词典集成了西方和中国词典学的成果，又往往体现了最新的词典学和语言学理念，以及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未来的汉外（外汉）词典将更多体现这种趋势。此外，通过这些汉英词典，我们可以窥见19—20世纪西方汉语观的演变过程，西人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难点和兴趣点，他们对汉语言的描写方法、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变化的记录与态度等，这些也都可以成为单独的研究问题。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