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人文社科领域做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人们最初着手研究的领域之间的细微不同，可能导致最终研究领域的巨大差别。攻读博士阶段所掌握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技巧可以为你的学术生涯提供有力的支撑，你会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你会阅读到新的文献和资料；同时，你也可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当我们想要预测未来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时，必须回过头来，认清新闻事业本身是如何被界定的，而这个界定源于数个世纪以前，根植于新闻事业的历史之中。

　　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新兴媒体出现的，一方面是新鲜及时的新闻报道，满足了人类对于信息和知识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浮躁、虚假的新闻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舆论恐慌。在此背景下，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学者，马丁·康博伊主张，“必须将历史的沿革融入到科技的发展中，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内涵和意义”。他同时也就当前新闻学的热点问题、新媒体时代的全球化与本地化以及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等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丰富的人生阅历充实学术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一位执教于新闻学院的教授，但是我发现您有着很强的语言学教育背景，却从没有就读于任何一所新闻学院。请问什么原因使您开始从事新闻学研究工作？

　　马丁·康博伊（以下简称“康博伊”）：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谈起：我的第一学历是现代语言学专业（Modern Language），并且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直在学校执教这门课程。后来，我开始在世界各国游历，曾在非洲教学，又到了当时的东德。我一直对不同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当我在德国的波茨坦大学工作的时候，柏林墙刚刚倒塌，学校让我开设一门新的课程，通过对来自原东德的学生解读报纸新闻，让他们理解英国的社会和生活状况。以此为契机，我开始着手研究英国的报纸，没想到这门课程就成了我未来职业的发展方向。我不能说仅仅是因为一门课程就决定了我现在的研究方向，因为通过媒体来了解一个国家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电影、杂志、报纸等媒体的发展，所以通过报纸新闻向非英国学生讲述英国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五年后我回到英国，就开始执教新闻学研究方面的课程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 那么是否可以说，您在成为新闻学研究者之前就已经对新闻媒体有了一定的研究兴趣？

　　康博伊：是的，可以这么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专业领域转换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困难？

　　康博伊：我并没有感觉到有特别的困难之处。在人文社科领域做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人们最初着手研究的领域之间的细微不同，可能导致最终研究领域的巨大差别。攻读博士阶段所掌握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技巧可以为你的学术生涯提供有力的支撑，你会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你会阅读到新的文献和资料；同时，你也可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可否讲述一下在德国的工作经历对您后来在英国的工作有着哪些方面的助益？

　　康博伊：在德国的工作经历中，有一点特别需要提出，我体会到了学校资源的重要性：我在波茨坦大学的时候，学校缺乏足够的教学和研究资源——他们没有报刊资料库，没有文献数据库等；当我回到英国的时候，发现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资料库相当完善。这种对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研究资源的重要性，使我在后来的工作当中也比较注意学院在这方面的建设。

　　2 历史与科技共同推动新闻事业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报道，您是英国唯一被授予新闻史教授头衔的人。就您看来，历史研究在新闻学研究领域有怎样的地位？

　　康博伊：科技的发展推动着人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如果我要研究十年前的报刊资料，需要乘车去伦敦的资料馆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获取。现在我使用电脑里的数字资料库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了。而历史发展对于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与科技进步一起作用，推动了新闻事业的进步。当我们想要预测未来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时，必须回过头来，认清新闻事业本身是如何被界定的，而这个界定则是源于数个世纪以前，根植于新闻事业的历史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将历史的沿革融入到科技的发展中，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内涵和意义。前不久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名为“新闻世界”（News World）的学术会议，许多历史学家受邀与当代的新闻学者和记者一起参与会议讨论。参会者普遍认为，如果想要知道新闻事业将会发生什么，就必须要弄清楚它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生过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历史性发展、变化和运行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目前为止，您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康博伊：概括来说，就是语言与历史对于找寻传播公众思想（Public Ideas）的最佳渠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溯刚才提到的关于我语言学背景的问题，最初在英国的十年语言教学经历让我感觉到，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对于语言的学习和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提醒我在新闻研究当中关注到语言学方面：新闻语言是如何被架构的？语言随着新闻事业的历史变化而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新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

　　康博伊：我确信自己是一名社会学家，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人文社科领域进行的：我的项目资金是由“人文科学研究学会”（简称AHRC，是英国最重要的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编者注）提供的，我管理的研究中心也位于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交叉学科项目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re of Social Science）大楼内。我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从学科划分来看我是新闻学学者，但如果有人问我的专长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是新闻史和语言学方向。

　　3 新闻业危机成为当前欧洲新闻学研究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否请您谈一下当前欧洲新闻学研究热点是什么？

　　康博伊：当前欧洲的新闻学研究热点，可以称之为“新闻业危机”（Crisis of Journalism）。一方面是传统新闻事业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在无法确认怎样定义新闻记者的情况下进行新闻学教育。十年前我们提到的“记者”是一群经过专业训练、在新闻部门工作，并且期望在该行业工作一辈子的人。而现在，网络造就了一大批“公共传播者”（Public Communicator），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可能只用他们自身时间的5%来担任“公共传播者”的角色，除此以外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职业记者。在博客作者和推特作者大量出现的今天，与19世纪相比，如何做一名记者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你想成为一名记者？但我们可能无法让你一直在本地报纸工作，因为它很可能会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意思是，新闻的专业性受到了来自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挑战？

　　康博伊：这个问题恐怕也要分两面来看待，新闻的专业性确实是受到了挑战；但对于资深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在退休的时候依然可以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问题的重点在于那些年轻一代，他们会问，在这个规则已经被改变的环境里，要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所以从批判精神的角度，对于从事我们这些新闻学教育的人来说，如何为学生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4 全球化背景下媒体的发展仍根植于本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现在的媒体市场发展十分迅速，您觉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可以从西方媒体学到哪些东西，西方媒体又可以向中国媒体学到什么？

　　康博伊：我不认为新闻媒体一定要按照某种程序发展，也不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体管理方式一定是优于其他模式的最好方式。媒体自身的发展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和语言差异问题，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能接触到国际化的媒体，因而全球化对于多数中国人的影响恐怕并不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是现在很多西方媒体也有了中文业务，比如现在中国人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欧美主流媒体的中文报道，语言障碍的情况似乎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康博伊：关于全球化这个论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媒体在潜在意义上是全球化传播的，但在实践当中却是地区性的。中国新闻机构可能在探求全球化的新闻报道，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对于媒体来说，从地区性新闻做起是一个良性的开端。人们更想了解窗外经过的警车或者房上掠过的直升机是怎么一回事。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思考和新问题，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都还在探索当中。

　　5 不同文化的学习和交流需要谨慎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新闻学在中国也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专业，中国很多大学都建立或者计划建立新闻学院。您是否认为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去国外学习相关专业，并且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会对研究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兴趣？

　　康博伊：对，这会是一种趋势，很多人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习需要谨慎的态度。当中国的年轻人学习西方新闻学的时候，他们可能要么太具有批判性，要么太缺乏批判性。就好像保加利亚曾经想要照搬德国刚统一时的报业发展模式，结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一位在BBC工作的朋友曾经受邀去俄罗斯培训当地的记者，但是他们却告诉他：对于某些人物我们不敢像你那样提问，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我也收到了去北京一所高校讲学的邀请，他们准备使用我写的一本书作为教材。我想这种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将会非常有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否愿意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中国学者有更多接触？

　　康博伊：一定的。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学者们都研究各自不同的课题，不能想当然地将不同领域的学者强行聚拢在一起进行某个方面的“合作”。我有幸能够负责管理新闻史研究中心，在此框架内我们与荷兰、德国、美国和英国高校的学者们进行了有价值的合作，我个人也十分期望能够有中国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我去年曾经试着与一位对中国晚清历史颇有造诣的在英中国学者取得联系，希望她支持我对中国近代报业史的研究，很可惜她后来离开英国了。好在现在有一种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与那些从我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进行合作，从而拓展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在我们学院的几位中国籍博士生距离完成学业还有一段时间，但我十分期望当他们作为年轻学者成长起来之后继续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马上将会有一名中国教授来我们学院攻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深入了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想与年轻的中国学者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康博伊：三个词——follow your ideas（遵从自己的思想）。很多年轻学者可能会问，我要如何做才可以达到某个目标？人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动作与另一个动作的关联，但当他们回首整个研究过程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彼此联系，而使之连为一体的就是他们对于遵循自己的思路的坚持。年轻的学者可能会问，我这样做应不应该？但如果他们没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使看似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也不会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6 英国学生和海外留学生深造追求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八所英国高校的校外主考官，您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状况也有着亲身体会。您总体上给予英国新闻学高等教育一个怎样的评价？

　　康博伊：我很幸运成为一些英国高质量大学的校外主考官，这些学校的基础实力都是比较雄厚的。现在我担任卡迪夫大学和莱斯特大学硕士招生的校外考官，我觉得无论是学生自身的水平还是学校的教育实力都是比较高的。通过这些经历，我也会将其他一些英国高校的教学质量与谢菲尔德大学进行对比，吸取他们的办学经验，并对我自己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工作进行不断的改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似乎英国本土学生在本科毕业以后不是特别愿意继续深造，很多学校近一半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都是来自英国以外的国家，请问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康博伊：这个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本土学生与海外留学生（包括欧洲大陆国家）追求更高学位的动机有很大区别。英国本土学生在追求更高学位的时候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以我们学院来讲，英国学生希望就读于那些可以让他们直接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而不是研究性的工作，但海外留学生对于在这方面的需求则没有那么强烈。为此，我们学院也建立了比较健康完善的招生体系，事实上我们在招收海外留学生的时候更加严格——大约每30名符合要求的申请者中只有1名被录取。我们的硬件设施允许我们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没有这么做——你肯定不会愿意看到300名研究生一起上课的场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学费上涨，是否会使得很多英国学生放弃追求更高的学历？

　　康博伊：我认为这并没有太大影响，追求更高学历的学生仍然能保持较高的人数。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学生被招收进来。就现在看来，愿意自费攻读学位的学生数量有所增加，这可能会使得我们招收的学生在社会上的分布发生变化。但就总体数量来看并没有减少。

　　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教授，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研究主任，英国唯一一位被授予新闻史教授（Professor of Journalism History）头衔的学者，同时也是英国新闻教育协会理事、SSCI索引杂志《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的编辑。著有《英国新闻学：历史学导论》（Journalism in Britai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新闻学：批判的历史》（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和《报纸的语言：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The Language of Newspapers: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e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