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可能是拙著的核心，“核心出了硬伤”的说法自然更无从谈起。拙著认为，“羊左”传说最早见于李贤为《后汉书·申屠刚传》作注时所引《烈士传》中的相关记载。南北朝时期，“羊左”传说得到流传，但如果仅据李贤等唐宋时人的记载，就确信“羊左”传说在汉代也已经流传，认识上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形成错误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刊发王葳《“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对笔者曾发表于《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的《“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新证据》（以下简称“拙著”）一文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由于种种原因，王葳对拙著产生了误解，甚至得出错误结论。基于此，笔者借用王葳一语，“不可不辩”。

　　《质疑》一文重点批评的是拙著对申屠刚相关言论背景的一个可能性“推测”。《质疑》和拙著认识的不同，应该是由于对原材料理解的差异造成的。针对原材料，拙著写道：“如果李贤所引此条材料真实的话，似乎可作这样的推测：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以至于像申屠刚这类文人，已经习惯于将其作为布衣之士‘不负然诺之信’的典范来警示别人。”拙著发表时，为保证内容精练和结构合理，此段行文力求简略。现在看到《质疑》一文，才意识到过于简略的行文可能存在一些让人误解的地方。但《质疑》由此断定“即使李贤所引此条材料是绝对真实的，也不能作出党先生那样的‘推测’”，则是笔者所不能完全苟同的。

　　首先，刘向和申屠刚两人生活年代相距不远，且文化氛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刘向生活在西汉后期，曾屡次上书弹劾宦官外戚专权，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影响很大。申屠刚生卒年虽不详，但曾向平帝献策，王莽篡位后才躲避到河西。如果刘向《烈士传》中“羊左”传说的材料真实可靠，则说明西汉末年“羊左”传说在文人中间有着一定程度的流传，申屠刚难免会受到影响。

　　其次，唐人李贤对申屠刚言论中“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进行注解时，在征引了《烈士传》中有关“羊左”传说的内容之后，并没有立即结束行文，而是增加“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这就告诉我们，至少在李贤眼里，“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的故事指的很可能就是“羊左”传说。换句话说，作出“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这一“推测”的，实际上比较早的应是李贤。

　　阐明拙著所作这一“推测”的理由，再对《质疑》中的观点加以分析。《质疑》虽提出了三个论据，但其质疑的“靶子”却出现了问题。拙著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的“推测”，《质疑》却将其绝对化，强加给拙著，然后进行批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论据一中，《质疑》举了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的例子，说明这才是特指，它可以直接作为“羊左”传说在南朝流传的确凿证据。可拙著中提到的申屠刚言论并非如此，这才需要笔者作可能性的“推测”。《广绝交论》及李善注这条有关“羊左”传说的完整材料，由于其前后分开引用，所出注释却前后不一致，这似乎不合学术规范。

　　在论据二中，《质疑》依据“《后汉书·申屠刚传》也只字未提‘羊左’之事”，就得出“李贤根本不知道申屠刚所说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所指何事”，似有些不妥。如果李贤不知道“所指何事”，那他又如何引用《烈士传》中的“羊左”传说，并确认“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至于若申屠刚提到“布衣角哀尚能没身不负然诺之信”，“才可得出党先生那样的结论”，就更难理解了！若真如此，申屠刚的言论中出现了“角哀”的名字，那拙著“似乎可作这样的推测”是多余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证明“羊左”传说在汉代广泛流传的确凿证据！事实并非如此，在没有新证据之前，拙著明确写道：“《烈士传》中的此条史料只是‘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孤证。”

　　《质疑》的第三个论据，“目前尚无任何材料可以证实‘羊左’之故事在两汉之际广泛流传”，这是笔者所认同的，也是拙著始终没有把申屠刚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言论作为“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可靠的直接证据的原因。

　　拙著在叙述李贤引《烈士传》中“羊左”传说对申屠刚有关言论作注时，其实就是想通过一个简略、合理的推测，为下文有关论述作一过渡，竟引起了误解，过错笔者应当有所承担。但王葳对此提出质疑后，又武断认为拙著主旨便是在谈论“羊左”传说的流传年代，其结论“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可说是文章的核心”，甚至错误断定拙著“核心出了硬伤”，令人难以理解。

　　首先，“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不是拙著考证后得出的可靠观点，而是针对李贤注解申屠刚言论所作的一种可能性“推测”。有关“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材料极少，新证据发现之前，《烈士传》中记载的“羊左”传说只是孤证。鉴于此，类似的申屠刚上述言论作为旁证的间接证据，拙著实际上运用了很多。间接证据只是为了加深相关认识，并不是作为确凿证据来使用的。

　　其次，“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可能是拙著的核心，“核心出了硬伤”的说法自然更无从谈起。拙著认为，“羊左”传说最早见于李贤为《后汉书·申屠刚传》作注时所引《烈士传》中的相关记载。南北朝时期，“羊左”传说得到流传，但如果仅据李贤等唐宋时人的记载，就确信“羊左”传说在汉代也已经流传，认识上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形成错误判断。而一些学者虽认为“羊左”传说在汉代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但没有真凭实据。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发掘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简146整理者定名为“羊角哀等习字”的出现就显得极为重要。它提供了“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确凿证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烈士传》可信分量，而且还说明，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羊左”传说在普通人中间已广泛流传。

　　拙著的核心是讨论现有传世文献不足以证明“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简146的发现弥补了这一不足，从而显现出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