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温州籍作家们亲历了温州30多年的沧桑巨变，对于这批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自有看法与标准：前哲所预言的精神位格的下移和价值判断的颠倒——即使在温州最为世俗的一个群体身上——依旧受到近乎本能的抵抗。

　　文学的“温州现象”最初由《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提出，指当下温州活跃着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作家，包括扎根温州的王手、程绍国、哲贵、东君、马叙及走出温州的张翎、陈河、钟求是、吴玄等，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频频亮相并屡次获奖，近几年多次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由于其异军突起的姿态，与温州经济改革的探索同样引人瞩目。

　　李敬泽的提议得到许多知名批评家的认可。虽然关于这批文坛新锐的评论依旧有所保留，但其文学作品日益得到肯定。其中，对于“文学的‘温州现象’与温州经济的关系研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拥有异常浓厚的兴趣。评论家白烨认为，过去我们说到的作家群大半产生在中西部，比如说宁夏、河南的南阳、四川的达县，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经济越发达，文学、文化越容易被遮蔽。但是文学的“温州现象”表现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经济、商业很发达，文学照样有自己的特点和力量。

　　文学的“温州现象”与温州经济

　　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文学的“温州现象”专题研讨会上，诸多国内知名批评家避而不谈这批作家的作品本身，却转而热议经济繁荣背景下文学复兴的可能性，将这个群体放在独特经济环境中重新审视。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我看林斤澜讲温州改革开放那几篇小说，有非常乐观的精神，他对人生看得透，把中国人怎么向未来发展的梦想精神写出来了。从这几个作家里面就可以看到温州文化的历史传承。”评论家何向阳同样发现，温州作家的题材别具一格，而且处理方式也颇为巧妙：“温州作家写小行业、小工业比较多，这与温州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叙事大多涉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当，他们不是把写作和拯救社会的责任简单联系起来，更多的是从社会存在的问题、从人的情感的游移起笔，小的角度写小的波澜，恰恰能写出深度来。”

　　仔细想来，暂时抛开文学的“温州现象”具体作品本身艺术价值问题，转而去关注“文学的‘温州现象’与温州经济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有着以下逻辑理路：文学的“温州现象”本身就与经济密切相关，讨论“数钱的手如何写作”，实际上是重启曾经引领风骚的文艺社会学视阈。不过这次，似乎需要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思考——以往我们很简单地将商品社会视为文艺坟墓的执著念头，究竟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目前文学的“温州现象”无疑就使不少新锐批评家相当振奋。不过，鉴于相关研究仅仅开始，并且很少是从了解温州本土传统的研究者视角出发的（这对于研究地域文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优势），该课题亟待深入。若能从温州本土研究者的视野及对温州文脉的了解出发，在第一手的访谈基础上进行，那么最终的研究成果既能提供贴切的阐释，又能提供纠正既定理论偏颇的机会，进而推动理论研究与文学现象的良性互动。

　　文学与经济的重新审视

　　从文学传统上看，温州是戏曲的故乡，在南戏诞生的时代，温州的文化娱乐与经济活动就密切相关。新世纪这批“来势汹汹”的文坛“新锐”，不仅耳濡目染了父辈亲朋折腾出的温州经济热潮，而且其中一些人的的确确下过海，扑腾过那么一阵子。他们在整体上形成了过于注重现实的特点，如其经济活动一般巧妙灵活，在文学创作中就喜欢挑拣容易出彩的情节，比如哲贵就特别关注温州商人群体光鲜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惨淡。

　　与此同时，他们同样拥有前辈们一直为商名所掩的文学传达能力，并在实际上受到过他们的影响。正如张颐武所说，有些作家不一定在全国有名声，但是对一个地域文脉的传承、文化价值的传播有巨大的意义。温州籍作家如唐湜、莫洛（马骅）、林斤澜等就对温州地区文脉的传承作出过贡献。可以说，温州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历史纠葛由来已久，温州文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放到文学与经济双重视野中来重新审视。

　　价值观念的变化

　　从文学主题上看，温州籍当代作家群体多出身“草根”，他们打量着他们熟悉的一切，对自己作品的题材相当执著，而对西方的小说技巧与艺术形式稍显隔膜，像张翎那样张扬西方经典作品小说技巧的算是异数。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试图将自己小说的意义与全人类的普遍人学价值挂上钩，但实际上所表现的却是很具体、很特殊的时代的人与事，这也使其作品价值别具一格。我们一度推崇的“文学要描写重大现实题材”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落实。

　　从文学技巧上看，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日新月异，当代小说的题材也日益变幻多姿，抓住这些讨巧的题材也需要花不少力气。新的题材有时需要一些独特的技巧与形式。尽管这些“草根”出身的作家对于西方经典小说颇为隔膜，但是本土的传统却给了他们足够的滋养，他们将许多题材通过叙事转换成有意味的形式，如在钟求是的《零年代》中，当云琴面临着16万元代孕费的诱惑时，她无法抵挡住让赵伏文计算这笔钱的用途的冲动，这使他们的生活成了一道直截了当的计算题。在清晰得可怕的数字面前，他们的生活显得苍白无力。通过某种冷静的叙述，作者将新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代，正是舍勒曾描述的时代：“世界不再是真实、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在小说里，通过一些经济因素巧妙的符号化，让我们瞥见了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

　　追求“天空和内心的诗意”

　　从文学作品价值取向上看，温州的文化人是怎么定位的呢？对于“自我”，能发出“声音”的作家们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知道，关于温州人、温州商人，外界一方面兴致勃勃地不断打量，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看似言而有据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暗地里满腹疑问，甚至常常抱怨温州人、温州商人的矛盾复杂。

　　作为一个群体的观察，温州当代作家笔下的温州人与温州商人描述，也许别具一番意义。比如信河街系列小说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温州商人发迹之后的诸多故事。在作家笔下，信河街的富人群体在成功之后陷入了集体的恐慌与无助之中，与常人眼中仅追求物质富足的温州人不一样，小说中的温州人似乎也在追求一点什么。

　　温州籍作家们亲历了温州30多年的沧桑巨变，对于这批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自有看法与标准：前哲所预言的精神位格的下移和价值判断的颠倒——即使在温州最为世俗的一个群体身上——依旧受到近乎本能的抵抗。我们看到，人毕竟不是动物，商品社会时代来临之后，传统的“诗性生活”虽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在低头寻觅脚下“土地”上漂动闪烁着的物质之后，“天空和内心的诗意”依旧是人所追求的目的。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