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芬，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主任，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主席；研究领域为比较哲学、政治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新儒家哲学、实用主义理论以及古希腊哲学；著有《儒家民主：一个杜威式的重建》（Confucian Democracy: A Deweyan Reconstruction），其中文译本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在带给我们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冲突。因此，许多学者渴望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出发，从中找出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至理箴言，发现打造世界新秩序的济世良方。日前，记者就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包容的胸襟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传承与革新的关系等问题，采访了长期从事东方儒家哲学与西方实用主义比较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主任陈素芬教授。

　　和谐的家庭关系造就和谐的社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有多个国家出现社会危机和紧张的地区关系。有人提出，儒家思想可以拯救世界。作为研究儒家古典哲学思想的学者，您对此怎么看？

　　陈素芬：现在一些全球化问题源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思想可以拯救世界的说法未免太夸张了，但是儒家的很多理论和价值观对于现代人来说既有意义又有亲切感，对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大有用处。比如儒家提倡的孝道，其实强调了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家庭关系会帮助一个人走过人生的艰难历程，帮助他体悟人生，同时对构造和谐的社会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和革新思想都不可“走极端”

　　《中国社会科学报》：儒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传承延续了两千多年。您如何看儒学经历过的这些传承与复兴？

　　陈素芬：以前，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儒学与古希腊哲学的比较。我发现结合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研究过于保守，倒是将杜威思想和孔子思想放在一起容易“摩擦出火花”。文明的延续是漫长而复杂的。当社会环境有比较大的变化时，一些传统思想会突然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社会的风云变幻即使不至于让文明和传统产生断裂，也会让当局者怀疑传统的精神和经典是否适用当今的社会现实。一些人接触到西方思想后，发现这种思想在先进科技带动下会变得强大，于是反思是否是传统文化背景造成了社会危机，进而向往西方文化。这种思想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但片面、盲目地模仿或全盘西化是不可取的，西方思想和理论是根据西方世界的国情发展出来的，不具有普遍性，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矛盾和弱点。

　　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任何得以传承下来的文化和理论都有其有用之处。如儒家的“六经”，每一个时代都对其内容有新的阐释，使之适合时代的社会状态和人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像儒学这样的经典思想来说，就具备这种适应力和适用性。此外，传统和革新思想都不可走极端路线，物极必反，还会浪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传统和革新也不是完全敌对的两极，它们也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当代儒学能否有生命力，能否实现“复兴”，还要看我们在传承中怎样使之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西方的哲学家中，杜威与中国结缘颇深。但为什么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教育界比在哲学界产生的影响更大呢？

　　陈素芬：杜威本人与中国很有缘。他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天到达上海，1919—1921年生活在中国。杜威虽然是哲学家，但他最大的贡献却是在教育领域，准确地说是教育哲学。他提出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的现代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影响。他还认为，“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

　　实用主义中有一定的反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思路。杜威认为，哲学不应该走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偏离日常生活的路线，哲学家也不应该只考虑自身（专业的）的问题，而是应该把哲学当做一种人类面对问题时的解决方法、思路。他认同个体的价值及创造能力，但不赞同自私的个人主义，并认为人自出生起就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一分子，人离开了群体就没有办法生存。如此，杜威思想就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思想，反倒同东方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有了共通之处。

　　文史哲的学习日益受到年轻学生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报道显示，美国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因为就业方面的优势而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科则受到挤压，甚至个别学校出现了因经费不足而关闭哲学系的情况。新加坡高校对于文史哲等文科专业的重视程度如何？

　　陈素芬：不同于美国因为经济走下坡路才偏向理工科的发展，基于建国时的策略，新加坡教育一开始是偏向理工科发展的。那时的社会民众也普遍认为文科生比较难就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54年，这在重理轻文的新加坡来说算是历史悠久的院系了。近年来，新加坡文史哲等领域的教育越来越好。以前很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会在第一志愿中选择医学、法律和工程专业，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申请入大学的第一选择是文学院的专业。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接收学生的门槛非常高，仅凭普通的高中会考成绩肯定是无法进入的。

　　同时，我也非常希望新加坡国立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史哲功底。这个过程费时又费心，不是凭借一时之兴趣、翻几篇文章、读几本书就可以学好的。要真正懂得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例如诗歌、词曲、哲学思想等，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是，在使用上，哪怕只是引用一句一词，都会让人感到中华文明之博大。

　　每一篇学术文章都是未完成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位学者、一位老师，您对学术后辈有什么建议？

　　陈素芬：首先，我常对我的学生讲，如果选择走学术研究这条路，就不要把它当做赚钱的工具，要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坚定这一信念。其次，我们做学问的人都应该知道——每一篇文章都是未完成式。随着时间推移与研究深入，就会发现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时候文章的很多问题作者本人看不出来，所以要对批评意见，哪怕是尖锐指责，持欢迎态度。另外，亚洲的学生普遍比较“乖”，我也常常鼓励他们在课堂上大胆地提问，说出自己的见解以及对他人观点进行点评。最后，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增强，学术作品翻译准确性的问题也日益重要起来。比如，我第一次同意别人将我的一篇论文译成中文，中文稿将我原文中“Communication”一词简单地翻译成通讯之类的意思，如此就无法完整地将我赋予其那种“一种群体紧密联系”的哲学意义表达出来。我认为，学术作品的翻译比一般文章的翻译难度更大，要求也更高。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只懂一种语言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