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编译局首次公开发表了一封1878年6月25日马克思写给英国《自由新闻》周刊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这封信的原文是英文，至今未曾在国内外发表过，属于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信的字数虽然不多，但却与马克思同时期公开发表的其他文章及一些私人信件共同组成一个史料整体，清晰地折射出马克思与布赫尔进行斗争的策略和过程，“表现了马克思特有的革命气节、革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再现马克思与布赫尔斗争的新线索

　　信中提到的“布赫尔先生”，即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曾因持有左翼激进观点而被判监禁，并长期流亡伦敦。返回普鲁士后，布赫尔随即成为拉萨尔的信徒，并曾为俾斯麦与拉萨尔的秘密会见牵线搭桥。拉萨尔死后，布赫尔进入普鲁士外交部，投入俾斯麦门下。

　　作为普鲁士反动政府的代言人，布赫尔与马克思有着长达十余年的纠葛。马克思于1878年6月在《每日新闻》和《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公开发表了与布赫尔直接相关的两篇文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和第2版第25卷）。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像梅林、麦克莱伦等传记作家都未能详细记述马克思与布赫尔的纠葛。梅林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史》中对布赫尔一带而过，甚至MEGA2第一部第25卷也未能深入到事件的细节。这一方面是由于布赫尔根本算不上是马克思的对手，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史料的限制，无法深入细节。有了这封新发表的信，似乎可以大致再现1878年6月间马克思与布赫尔的斗争经过。

　　布赫尔的拉拢与马克思的拒绝

　　根据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提供的线索，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1860）一书出版后，布赫尔称其为“现代历史的提纲”，并声言要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写一篇书评。1862年，经拉萨尔介绍，布赫尔结识了马克思。在马克思眼中，布赫尔不属于普通的工人流亡者而属于“上层流亡者”，即“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事实上，布赫尔还曾试图拉拢马克思为俾斯麦政府效力，并利用私人关系拉拢欧洲工人运动领袖，借此瓦解革命阵营。

　　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写信给马克思，企图诱使马克思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撰写文章。他在信中表示，马克思不仅可以“自己决定稿酬条件”，而且可以“完全有自由对现时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意见”。他还在信中说，“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尽管当时马克思的生活十分拮据，他还是回信拒绝了这一充满诱惑力的邀请。随后，布赫尔又去请求杜林。杜林最初接受但又很快谢绝，因为《国家通报》的负责人根本没有尊重“科学”的态度，这与布赫尔的吹嘘大相径庭。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布赫尔以失败收场。

　　马克思对布赫尔的揭露

　　14年后的1878年，马克思完成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写作，恩格斯也完成了《反杜林论》的写作，革命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不料风云突变，1878年5月11日，赫德尔行刺威廉一世。6月2日，诺比林再次出手行刺威廉一世。普鲁士政府荒唐地将行刺事件与德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展开了对社会主义者的疯狂迫害。据说，第一个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草案就是布赫尔最先提交议会的，但最终没能通过。

　　马克思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于6月12日在伦敦《每日新闻》报上发表了题为“布赫尔先生”的公开信。他首先提及14年前的旧事，并利用布赫尔缴纳“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费的报道揭示布赫尔的真实身份是俾斯麦政府的“帮办”。这封公开信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当时，柏林《福斯报》驻伦敦记者谎称马克思写了一本名为“布赫尔先生”的书，普鲁士警察还对许多书店进行了搜查，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6月20日，布赫尔作出反应，在《北德总汇报》发表“声明”，纠正马克思“所作的一大堆歪曲”。马克思于6月25日晚才在《回声报》上看到布赫尔答复的一段摘要，并立即决定再写一篇“声明”，揭穿布赫尔的谎言。新发表的这封信就是马克思为了准备揭露布赫尔而向科勒特索取相关材料。6月26日，马克思还致信身在巴黎的卡尔·希尔施，“我在这里无法弄到布赫尔在《北德总汇报》上的答复。《法兰克福报》想必也刊登了”，并请希尔施尽快将报纸寄来。可见，身处伦敦的马克思无法及时获取来自欧洲大陆的最新消息。直到7月15日，马克思仍然未能读到德国报纸上评论“布赫尔先生”的文章。

　　从马克思6月27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的文章来看，虽然马克思未能及时参考其他人评论布赫尔的文章，但也足以指出布赫尔前后两次不同的和自相矛盾的说法。在《答布赫尔的“声明”》中，马克思用不足“30行文字”就澄清了整个事件的经过：第一，布赫尔原本在信中请马克思依照自己的学术信念撰写文章，现在却改称“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并且否认在信中谈起过马克思的学术观点。第二，布赫尔原本是受人委托（马克思猜测是俾斯麦）同马克思通信的，现在改称连《国家通报》的编辑都丝毫不知道他们的通信。第三，布赫尔捏造了马克思的答复，即“马克思先生回答说，他不会给反动报纸写文章”。根据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他不会用这样“空洞的套话”来回答。马克思最后再次援引了布赫尔的原话，“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这就一语道出了布赫尔的真正面目。

　　在普鲁士政府的高压之下，马克思最终未能力挽狂澜。当白拉克把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议会讨论《非常法》草案的记录寄给马克思后，马克思立即给《每日新闻》撰文揭露俾斯麦的罪行。当然，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但文稿保存下来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1878年10月22日，俾斯麦还是以这两起刺杀案为借口，颁布了《非常法》，禁止了几乎全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勒令解散所有党和工会的组织，禁止任何集会和游行，甚至逮捕、监禁、驱逐了一大批社会民主党人。

　　围绕这封信前后14年间马克思和布赫尔的斗争让我们看到，马克思在面对反动政府的诱惑时表现出的革命气节和情怀，他在重大历史事件关头时所持的革命立场，以及他如何为笔战而尽可能详尽地涉猎各种相关资料。这正是马克思一贯的工作作风，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鲜活地理解马克思的为人和为学。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地、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