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态度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仔细分析，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

　　阴澹曾经用“豪尚虚无，轻蔑礼法”八个字概括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对于山阳之游时的竹林七贤来说，这样的概括大抵是不错的。汉末以来，礼崩乐坏，人心思乱，而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老庄哲学则大行其道。受其影响，竹林七贤崇尚老庄，质性自然。阮籍、嵇康尤好老庄，人所共知；向秀雅好老庄，为《庄子》作注，“发眀奇趣，振起玄风”，使“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刘伶、阮咸皈依老庄，自然淡泊。刘伶在对策之时，还盛言“无为之化”，结果竟“独以无用罢”。至于山涛和王戎，虽然皆是西晋官场中人，官高位显，摄居要津，但他们在和嵇康、阮籍等人共为竹林之游时，无不以自然为尚。即使是后来高居庙堂之上，同样也是心属老庄。王衍曾这样评价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看来，老庄精神已经完全内化为他们自觉的思想意识。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仔细分析，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得到证明。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年纪轻轻就步入官场，官拜中散大夫。按照常理，“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的嵇康正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嵇康却成了竹林七贤中最不愿意涉足官场是非的人物。他娶长乐亭主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远离了是非之地，过上了不过问政治的处士生活，直至最后因钟会构陷被杀；“少年好诗书”的阮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崇尚老庄，轻蔑礼法，又无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对政治则不免是外冷内热，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刘伶、阮咸之辈皆曾是官场过客，对政治并不是特别热心。嵇康遇害后，与嵇康感情甚笃的向秀一时“失图”，应郡举入洛，司马昭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令司马昭大为感慨。山涛和王戎对政治则很有热情，竹林之游结束后，他们先后步入仕途，在强敌环伺、险象丛生的西晋官场以老庄哲学自守，故能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直至位总鼎司，且能皆得善终。

　　就对曹魏和司马氏的态度而言，竹林七贤中真正忠于曹魏者不多。如果说有，嵇康或许可以算一个，终身不与司马氏合作，可谓明证。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与父亲一样，是曹魏之臣。但阮籍非常明白当时的形势，尤其是“高平陵之变”以后，阮籍对曹魏和司马氏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好恶，即使传说他醉酒草就的《为郑冲劝晋王笺》，在盛赞司马昭“翼辅魏室，以绥天下”功德的同时，也不忘附缀两句折中的话：“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乎桓文”；向秀、刘伶、阮咸皆由魏入晋，他们既无遗民心态，亦无贰臣之想，历史兴替，魏晋易代，皆作等闲看；山涛和王戎在曹魏时期默默无闻，至西晋始青云直上，故对晋室忠心耿耿，竭尽股肱之力。山涛执掌吏部十余年，前后所选几乎涉及朝中百官，却能“举无失才”，为西晋初年的短暂升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戎为官颇受诟病，但他对晋室的忠心却不容怀疑。晋惠帝司马衷自荡阴蒙尘之后，王戎始终追随而不弃之，“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着实难得。

　　处世方式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贤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现这一特征的，就是谈玄和饮酒。

　　人生态度是人们对人生与社会的基本观点与看法，处世方式是人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点。人生态度不同，其处世方式也就必然会有差异。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大抵相近，处世方式也趋于一致，最恰贴的表述应是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体表现为任情和率性。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贤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现这一特征的，就是谈玄和饮酒。哲学观念上的皈依老庄，使竹林七贤对畅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阮籍著有《通老论》、《通易论》、《达庄论》和《道德论》，嵇康有《养生论》、《言不尽意论》，阮咸有《易义》，向秀有《儒道论》、《周易义》，等等。在谈玄方面，七贤与时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让。即使是不读老庄、不以谈玄自居的山涛，其发言吟咏亦往往暗与老庄之旨相合。至于饮酒，更是竹林七贤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贤生当魏晋之际，深知既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便通过饮酒来增加生命的密度。阮籍好酒，知步兵营厨有酒，便求为步兵校尉。司马昭要与他攀亲家，他不好拒绝，就以醉酒拒之。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籍与王戎时常到其酒店饮酒，醉后便眠于妇侧。其夫开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观察，方知阮籍终无他意；刘伶嗜酒如命，饮酒之后，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见后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饮，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阮咸便随之而上，一同饮之。山涛能饮酒八斗，可谓海量。晋武帝想试一试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涛却是尽其量而止，不肯多饮。在竹林七贤中，山涛饮酒大概是最有节制的了。

　　既要任情和率性，则不免给人“简傲”之印象。阮籍与王戎共饮，推杯换盏，言笑甚欢。兖州刺史刘公荣当时也在座，却是杯酒不得。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有人问阮籍为何如此，阮籍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惟公荣，可不与饮酒。”其所回答，颇具玄理意味。嵇康与向秀在大柳树下打铁，钟会来访，嵇康半天不理他。钟会无趣，只好离去。这时，嵇康才发话，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回答也颇耐人寻味：“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任情和率性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稍稍过之，便近乎狂放和任诞了，而一入此途，便为世俗所不容。阮籍为母守丧期间，饮酒食肉，遭到何曾的弹劾。何曾还当面指责阮籍：“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阮咸居丧期间与姑姑的鲜卑侍女私通，后又骑驴追之，一起乘驴子返回，不仅惹得世议纷然，而且导致阮咸长期沉沦闾巷。当然，世俗之见未必公允，如阮籍叔嫂通问，竟然也引起世人非议，就有点“道学”的味道了。

　　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曾经令许多人感到不爽。批评者有之，指责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最为典型者是元代历史学家郝经，他对何晏、王弼与嵇康、阮籍等人大加挞伐：“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谈，谓之玄学。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荡，不可防制。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蔑弃礼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禄，污秽朝廷，婆娑偃蹇，遗落世故，颠颠痴痴，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汤武，至于败俗伤化，大害名教。或临丧而剧饮，或途穷而恸哭，或箕踞而为锻，或荷锸以自埋，解弛乐浪，旷然以为高。”

　　虽然后人对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多所批评，虽然很多人并不欣赏竹林七贤的所作所为，但竹林名士风流却愈扇愈炽，流及百代，并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只要一提及魏晋，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竹林七贤，想起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想起一个时代的名士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