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智庫在“脫歐”進程的角色及影響

長期以來，由於歷史文化和地緣因素，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系一直“若即若離”，即使加入歐盟后，英國也長期處於一個“圈內外人”的尷尬身份。2010年以來，隨著歐債危機、移民危機和恐怖主義的影響，英國國內 “疑歐”情緒日趨暴漲，“脫歐”呼聲也越來越大。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正式拉開帷幕，次日計票結果顯示，51.89%的投票贊成英國“脫歐”，這成為了英國2016年政治舞台最大的黑天鵝事件。“脫歐”公投引發了多米諾效應：首相卡梅倫宣布辭任，特蕾莎·梅重組內閣。從拒絕民眾第二次公投請願，到議會對“脫歐”決議進行質詢，再到最終“硬脫歐”方案出爐，英國“脫歐”進程可謂一波三折。作為“智庫強國”的英國在“脫歐”進程中，其智庫本身被賦予的身份和任務已經遠遠超越了單純的學術和政治交流，值得研究和思考。

“影子外交官”、“政策參謀長”與“智力變壓器”

在整個“脫歐”進程中，智庫作為英國政治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脫歐”前的輿論造勢，到貫穿全程的觀點討論與事態預警，再到關鍵節點的公開表態和“脫歐”后期的局勢維穩，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主要體現在“影子外交官”、“政策參謀長”與“智力變壓器”三方面。

多方輔助，開展二軌外交。二軌外交由美國外交官約瑟夫·蒙特維爾在1982年首次提出，意為與政府的第一軌道外交相對的非官方的外交形式，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智庫的首要政治角色，就是作為“影子外交官”，在外交場合中與各方進行非官方、非正式的接觸和互動。二軌外交更加靈活和寬鬆的氛圍，可以使參與方不受特定談判環境和談判條件的約束，針對各項信息，尤其是敏感信息，充分、自由地展示觀點和交換意見，對有效地推進外交活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是一軌外交的有力“補充”。在此次“脫歐”進程中，這一現象尤為凸顯，在公投前夕，一些英國智庫，如亞當·斯密研究所（ASI）和經濟事務研究所（IEA），通過國際峰會、經濟論壇和學術交流活動等機會，和歐盟各成員國相關利益集團進行了多次非官方的接觸和互動來傳達英國政府的政治觀點和訴求，是卡梅倫政府順利推行和實施“脫歐”公投的重要推手。

資政啟民，傳播思想。從很大程度上，一個國家和政府推行政策本質上是一場“思想的戰役”。英國智庫的第二個政治角色，就是作為“政策參謀長”，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向社會大眾傳播政策，真正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傳”，實現資政啟民的目的。在整個“脫歐”進程中，幾乎每一項政策的辯論、出台和實施，都通過智庫來建立傳播網絡，進行多角度、多渠道、多維度的宣傳，確保政府的思想和價值觀被及時、正確、深入地解讀和有效地貫徹。同時，社會各界的觀點、意見和反饋也會回傳，作為政府決策修正和制定的參考。“脫歐”期間，英國議會“脫歐”政策的辯論大會、卡梅倫的辭職演講以及首相特蕾莎·梅的“硬脫歐”演講被多家智庫（如公共政策研究學會（IPPR）等）通過各自的官方網站、社交軟件官方號、播客等新媒體方式進行直播。實現了影、音頻及文字同時發布，多語言同步翻譯，在線實時評論，即時獲取支持率等多項功能，充分高效地推進了信息的雙向流通和傳遞。

答疑解惑，調頻各種聲音。英國智庫的另一個政治角色，就是“智力變壓器”，即要能夠把不同的話語或觀點進行“調頻”或者“轉換”，確保談判多方順利達成共識。脫歐公投涉及的人員和行業眾多：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經濟收入、文化背景及所在區域等不同因素的巨大差異都容易使各方之間的對話存在偏差或者被錯誤解讀。因此，智庫要通過各種方式，多向溝通，答疑解惑，確保信息准確、正向、快速流轉。在“脫歐”進程中，英國許多智庫都頻繁組織和邀請各個國家和各行各業的專家，通過峰會、論壇、討論小組、圓桌會和電話會議等多種方式進行多次溝通，將“誤差率”減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