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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尚書》學文獻集成與研究”首席專家、揚州大學教授
在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加強域外漢文獻的整理與現代意義的闡釋意義重大。
域外漢文獻曾是中華漢文化強勢話語權的歷史見証
新世紀以來，學界愈來愈重視域外漢文獻的整理，成果斐然。但對域外漢文獻的深度利用還遠遠不夠。所謂深度利用，指通過系統整理研究域外漢文獻，探討中華漢文化的影響領域與影響力度、域外漢文化的接受程度與變異情況，把握中外文化歷史交流的共識與差異，尋求當下推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有效途徑，加強國際文化對話結構中的中華漢文化話語權重。例如，韓國李朝《尚書》學者李玄逸曾上疏朝廷建議“明正學”、“振紀綱”、“恢公道”、“納忠諫”、“察民情”，與中國傳統政教文化同步發展，是李朝在政治文化層面認同漢文化的明証﹔朝鮮李朝《書》學名著《洪范衍義》認為，箕子曾有8條教誨行於朝鮮半島，建立了“東方萬世之法”。
域外漢文獻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備的心理接受慣性，在周邊中華漢文化圈國家乃至西方漢學盛行區域的話語權威地位不容忽視。沒有一個國家會無視自己的歷史傳承與文化積澱，域外漢文獻作為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無可否認與回避的歷史印跡。中華文化由漢唐到明清，一直保持著強勁的正輸出態勢，其輻射區域和影響力度都是舉世矚目的。例如，朝鮮半島《尚書》學文獻的整理研究表明，中華原典《尚書》及《書》學著述東傳朝鮮半島后，激發朝鮮李氏王朝學人學《書》熱潮，留下令人嘆為觀止的《書》學文獻，朝鮮學人用漢語著述的《尚書》學文獻以千萬字計，影響涉及政治、哲學、思想、教育、文化等領域。
深度利用域外漢文獻進行文化交流，可以提升對話己方的文化自信，激活對話對方的歷史記憶，增大對話話語權重，形成對話優勢，是復興中華漢文化正輸出態勢既具體又有效的途徑之一。
回歸中華漢文化經典精神與激活歷史記憶
深度利用域外漢文獻的基礎是充分研究。通過研究中華文化經典，回歸中華漢文化的經典文化精神﹔通過研究域外漢文獻，凸顯對方文化中的中華漢文化痕跡，強烈激活歷史記憶。實現兩方面融合，在文化對話中保持文化自信與文化優勢。
縱觀中國歷史，劇烈的時代變革一次次呼喚“回歸原典”。那些代表著思想史、學術史重要節點的“回歸”，絕非簡單的“王者歸來”，而是一番“強者涌現”的恢宏的文化復興。中華文化原典一次又一次成為時代文化發展與時代精神追求的著力點與發力器，時代變革借助原典迸發出經天緯地之力，散發著時代氣息，昭示著時代趨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指經過歷史粹煉的優秀文化，又是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通的精神文化。例如，每一個時代的《尚書》思想，總能通過詮釋管道順利進入政治話語系統，影響那個時代的思想建構。在今天，《尚書》所蘊涵的思想依舊可以成為民族文化與精神的重要內核，其政治理想、歷史觀念、管理策略、道德理念、律法思想、和諧原則等，無不與時代精神產生強烈呼應，豐富時代精神內涵，堅實時代追求基礎。因此，整理中華文化經典、梳理傳統文化、挖掘核心價值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
研究域外漢文獻，漢字形體隻能負載文化的表層意義，梳理漢文化在異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態與演變脈絡，發掘出雙方文化的共性因子與異質元素，才是漢文獻的深層文化價值所在。例如，朝鮮李朝《尚書》學者吳達運所著《禹貢讀法》認為，若不知《禹貢》則不知中國山川，若不知中國山川則不知中華人才輩出之靈氣所在，字裡行間充滿著對漢文化的崇敬與向往﹔朝鮮李朝《尚書》學者李匡師《呂刑辯》一文，反駁蔡沈謂《呂刑》之贖不是《舜典》之義，蔡沈謂《舜典》的贖隻對官府學校之刑，對五刑不贖，但《呂刑》穆王的贖法能贖大罪，孔子為警惕而記。作者認為蔡傳之說不確，不是為警惕，而是末年穆王表明忠厚惻怛之誠。質疑之際，展示出朝鮮李朝學人對中華漢文化的稔熟。朝鮮李朝《尚書》學者白鳳來之《三經通義》認為，《易》、《詩》、《書》之本末、體用以及性情終究歸於一理，故而運用圖示解釋《書》之十例與《詩》六義及《易》八卦之關聯性及其深刻道理。此種解經方法獨樹一幟，在中國經學史上亦極為罕見，體現了經學傳統在域外的異化演變。凡此種種，必須通過深入細致的綜合分析，方能為激活今人歷史記憶提供鮮活具體的材料。
傳統學術的轉型與新傳播形式的運用
歷史痕跡只是文化對話的前語境，相關學科和學術研究的發展，同傳播媒介的嬗變一同構建起一個時代的文化對話體系。在這個對話體系中，雙方的理論預設與交流手段應該完全一致。深度利用域外漢文獻激發出最大效能，必須注重中華傳統學術的當代轉型和新傳播形式的運用。
中華傳統學術的當代轉型，是指將傳統的經學、史學等學術置於新時代理念與新學術思想的轄域之中，從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學、藝術等多種學術視角進行詮釋與挖掘，以深度分化和高度融合兩種渠道實現傳統學術的當代轉型。由此，我們才能重構中華傳統學術的形象與品格，使之既保持著歷史所賦予的親和力，又融合著時代所賦予的鮮活力，進而在文化對話中保持自主性、激發應變性。例如，今天的《尚書》學，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早已擺脫經學的束縛，成為歷史學、政治學、語言學、傳播學、闡釋學等新學術領域中的研究對象，古老的文本在新詮釋系統下正不斷展示著時代學術價值。
激活域外漢文獻的利用效能，還須重視新傳播形式的運用。雖然古今傳播形式不盡相同，但重視程度應是一致的。例如，縱觀歷史，王朝更迭頻仍，而《書》學作為整個王朝時代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卻從未改變。究其原因，除《尚書》文本內容、文化特質與民族的契合性之外，其傳播形式不容小覷。歷代官方的宣傳倡導、聘禮饋贈、科舉講筵等形式都在文化傳輸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今天，除傳統文化輸出手段外，“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所提及的“重點媒體”、“外向型文化企業”、“孔子學院”、“海外文化中心”等，都可以成為深度利用域外漢文獻的媒介與平台。在新時期的文化對話中，充分利用這一平台，中華漢文化對話優勢才能全方位展現，最大限度地消弭異域文化必然具有的排異性，在顯性與隱性雙重層面取得文化走出去的最強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