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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本文節略稿收入譚維克主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論叢》（第三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9月版
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道路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成果：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們在新時期走出的一條新路，一條把當代中國引向光明前途、光輝未來的道路，今天仍在繼續走。黨的十八大報告回顧建黨以來的歷史，得出一個結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之一。這個評價很高，是恰如其分的。
本文著重就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談點一得之見。中國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意義？談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這個題目是否有點夸張，有妄自尊大之嫌？判斷一件事是否具有世界意義，主要看它能否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員遼闊的大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中國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必然會受到世界關注，產生國際影響。
更重要的是，我們走的是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一條打破西方定律，在西方眼裡不可能成功但事實証明已經走成功的發展道路。這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盡快擺脫貧困、實現快速發展，對世界社會主義走出低谷、重樹信心，是個巨大鼓舞，提供了有益啟示和借鑒。
一、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看
不敵英國堅船利炮、在鴉片戰爭落敗，是中國墜入半殖民地深淵的開端、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致力於民族復興的起點。從沉淪走向復興，是長期艱辛探索和不懈奮斗的結果，十分不易。
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在世界率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隨后又興起工業革命，在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擁有顯著優勢，國力強盛。而中國尚處在君主專制和農業文明時代，頹勢盡顯。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產生緊迫感，如林則徐等人睜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洪仁玕是太平天國后期的總理大臣，認識最為清醒。基於流亡香港期間的見聞與感受，他提出《資政新篇》，承認中國落伍，主張擯棄傳統的夷夏觀念，主張效法西方修鐵路、用汽輪、開礦山、設銀行等，倡言“與番人並雄”，呼吁“乘此有為之日，奮為中地倡”。但總的來說，朝野上下（包括與清政府對峙的太平天國）並沒有從戰敗中警醒，依舊以“天朝上國”自居，普遍對西強我弱現狀缺乏認識。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瘋狂洗劫並焚燒圓明園，侵佔京師。清政府被迫簽訂更加苛刻的屈辱和約。消息傳開，舉國震驚，感到創巨痛深。於是，舊夢破碎，新夢興起，學習西方、革故鼎新的呼聲沖破重重阻力，逐漸從個人吶喊演變為社會思潮。洋務派官僚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發起以“自強”、“求富”為主旨的洋務運動，興辦近代企業、創設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等﹔光緒帝與維新派人士搞戊戌變法，試圖改祖宗之成法、推行新政﹔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倡言“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西方人願意看到中國學西方，因為這迎合了其“西方中心論”。所謂“西方中心論”，即認為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好的文明，西方社會是世界各國萬流歸宗的“范式”（norm）。西方在全球進行血腥殖民擴張和掠奪的過程，同時也是進行制度擴張、文化滲透的過程。擁有古老文明的東方大國中國在鴉片戰爭落敗后，西方的這一心理愈益膨脹——動輒以堅船利炮相威脅，逼迫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出讓權益，同時派遣大量傳教士來華，試圖以十字架征服中國人的心靈,傳播西方文化。在近代來華的多數西方人筆下，中國社會專制愚昧，似一潭死水﹔中國人拖辮子、吸鴉片、納妾、裹小腳，暮氣沉沉。這些描述雖道出了部分事實，但明顯帶有居高臨下心態和狹隘的偏見。在他們看來，中國要改變停滯落后現狀，隻能走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向西方社會看齊。但另一方面，西方人並不願意中國通過學西方變得強大起來，因為這不符合其拓展海外市場和殖民地的初衷。他們隻希望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其馴服的附庸國。為逼迫中國就范，1840年到1900年的短短60年間，西方悍然發動五次大規模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危機和深重災難。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 在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很推崇日本模式、日本經驗，而日本卻是近代加害中國最深的一個國家。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戰勝國，但兩次都不同程度地失去戰勝國的體面，不幸淪為大國政治搏弈和利益瓜分的犧牲品。
嚴酷事實說明，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首先必須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從此，圍繞學習西方改變中國命運，中國出現了兩條路徑。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背棄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對外完全倒向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盡管在維護民族權益上作了努力，陸續廢除了晚清簽訂的大批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參與發起成立聯合國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終究要看美、英等國臉色行事，得不到平等對待，不能真正捍衛國家利益﹔對內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主要支柱，搞獨裁統治、白色恐怖，加之抗戰勝利后腐敗之風迅速蔓延，導致喪失民心。顯然，指望國民黨政權來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無異於與虎謀皮。中國共產黨也學西方，但走的是另一條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決意走十月革命道路，效法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更重要的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將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經過艱辛探索與實踐，走上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新路，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科學理論指引下，我們黨恪守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與人民保持血肉聯系，以優良作風和犧牲精神贏得了民心。經過28年浴血奮戰，黨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誕生，實現了祖國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空前團結，徹底結束了舊中國飽受屈辱的歷史和一盤散沙的局面，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前提。
舊中國留下的是副爛攤子，一窮二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失業、通貨膨脹、災荒等問題十分嚴重。我們黨面臨新的嚴峻考驗，“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究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鄭重宣示：“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黨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性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開始了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面對西方國家的軍事威脅和封鎖禁運，面對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施加的巨大壓力，以及國內發生的嚴重自然災害與經濟困難，黨帶領人民篳路藍縷奮發圖強，掀起社會主義建設熱潮，取得偉大建設成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包括成功研制作為大國標志的“兩彈一星”。但受“左”傾錯誤思想影響，也遇到嚴重曲折，耽擱了前進步伐。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黨帶領人民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踏上民族復興新征程。要縮小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就不能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那套“左”的東西，不能走僵化封閉的老路，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同時，又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能把改革變成“改向”、把對外開放變成搞全盤西化。在新時期之初，我們黨便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思路，十三大正式將之確立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如何把握好這兩個基本點的關系，做到守住底線、趨利避害，是個重大考驗。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摸索中前進，每前行一步都很難，不時引發姓“社”姓“資”之爭。廢除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莫不如此。對外開放是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進行的。為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我國歷經15年艱苦談判，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不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在國際事務中佔據主動、主導地位，游戲規則都是人家制定的，我們加入這個圈子，就不得不更直接地面對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佔明顯優勢的壓力，面臨制約與反制約的難題。西方看中我國的龐大市場和豐富資源（包括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希望借此對我國實施“西化”，所以樂意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另一方面，西方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起來，不甘心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被打破，所以處心積慮地遏制中國，實施分化戰略，動輒對中國內政橫加干涉，借台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所謂“人權”問題等施壓，甚至進行武力恫嚇和挑舋。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中美撞機事件，以及近年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上故意攪局，都說明了這一點。我們遇到的突發事件還有許多，包括國內外嚴重政治風波，“法輪功”邪教組織聚眾鬧事，特大水旱、地震等自然災害，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等。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集中凸顯出來，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更加復雜嚴峻。而西方唯恐中國不亂，陰陽怪氣地拋出“中國崩潰論”，故意抹黑中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3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排除一切干擾，戰勝無數困難和風險挑戰，經過接力探索與奮斗，成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從而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按照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50美元為基數實現翻一番，達到人均500美元﹔第二步是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際為850美元）﹔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以15億人口計，人均4000美元，總產值6萬億美元，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考慮到50年的時間跨度太長，黨的十六大根據十五大的規劃，確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設想屆時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按14.5億人口計，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而我國發展勢頭之猛超乎想象，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僅過3年便達到2000美元。於是十七大又作調整，改為到2020年人均GDP翻兩番，達到3500美元。十八大再作調整，改為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與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第三步相比，發展明顯提速，目標更加宏偉，提出的要求更高。目前，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連續四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極大改善，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道路決定命運。飽受磨難的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改變命運，其根本原因在於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民族復興之路。走上這條路，是鴉片戰爭以來一代代中國人不懈探索，特別是近90多年來黨和人民接力探索與奮斗的結果，是一個前后貫通、不斷推進的過程。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無數仁人志士壯懷激烈，苦苦探尋民族復興之路，但都沒有成功。中日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國家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維新思想家譚嗣同義憤填膺，寫下“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詩句。民族復興路在何方？路在腳下。黨帶領人民堅持走自己的路，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上民族復興之路，這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面貌、改寫了中國歷史。
中國道路主張學西方先進的東西，但不是照搬，本質上是創造﹔有西方元素，但其核心內容是中國元素。這正是“中國特色”四字的寓意所在。影片《神鞭》有段台詞說得好：“鞭剪了，神留著。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就得割。無論怎麼變，也難不死咱們，什麼新玩意都能玩到家。一變，還得是絕活。”用這段話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很貼切。我們黨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我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的情況下，我們沿著這條新路披荊斬棘高歌猛進，硬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佔主導的當今世界殺出一條血路，實現了快速發展。這確實是個創造，是個奇跡。
中國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一統天下的神話，打破了蘇東劇變后西方洋洋自得的心理定勢，沖擊和撼動了傳統的“西方中心論”。中國何以能夠經濟騰飛、后來居上？如何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2004年美國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識”概念，以及國際社會廣泛討論“中國模式”，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與“華盛頓共識”、“西方（美國）模式”是兩組不同概念，是為了區分不同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西方人提出這些概念，夾雜著不甘、不安、好奇等心態。中國崛起成為西方不願意看到、卻又不得不正視的事實。2005年，法國記者伊茲拉萊維奇出版《當中國改變世界》一書，在歐洲引起轟動，登上法國暢銷書榜。2009年，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相繼超過一些老牌西方強國（2010年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斯滕又提出“G2”構想，將中國與美國並列。今年4月30日，世界銀行公布數據，推測若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今年很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是政治大國，如今又成為經濟大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麼有底氣和自信，中國從未像今天這樣贏得西方的關注和重視。說到底，這靠的是實力，靠的是中國道路的成功。
中國道路的成功，使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告別貧困，使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闊步邁向現代化，有力推進了世界和平與發展，並為第三世界國家打破對西方的迷信、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提供了鮮活案例。二戰之后，亞洲、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西方舊的殖民主義體系迅速瓦解，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大變化。然而，第三世界國家解決了獨立問題，卻遲遲不能解決發展問題，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處於劣勢，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巧取豪奪的對象，以致南北差距越拉越大。有些國家（如拉美地區）受西方新自由主義蠱惑，照方抓藥，結果事與願違，搞得元氣大傷。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使廣大欠發達國家擺脫貧困，因此成為一道世界性難題。中國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有著相似經歷，起點低、起步晚，而且人口眾多、情況更加復雜、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大，卻能夠破解這道難題。這說明，落后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並非隻能走美國式的發展道路，還有別的路可走。這使發展中國家從中受到鼓舞，獲得啟示。今年5月，即將卸任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在訪華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阿富汗有機會重新選擇的話，一定會走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因為它行動高效，決策果斷，以結果為導向，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為所有人帶來積極的結果。”他還說：“阿富汗渴望發展。我們想發展教育，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在這些方面我們非常落后。阿富汗失去了30年的發展時間。中國模式是最好的選擇。”
但美國不樂意。5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致辭，聲稱“未來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如何領導世界”，“美國將繼續擔任世界領導者，大概一百年”。依舊是舍我其誰的口吻，當世界老大似乎很上癮。其實，20世紀是美國主導的世紀的說法不確切。美國於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但真正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頭號大國，是在二戰后期。二戰結束后，世界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進入冷戰時期。蘇聯也是超級大國，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充其量隻能領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美國國內也不消停，越南戰爭、水門事件導致一些民眾對西方價值觀產生動搖，對西方發展道路和方向表示懷疑。蘇東劇變、蘇聯於1991年末解體，使世界政治版圖大變樣，西方國家不戰而勝。美國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在世界上吆五喝六，窮兵黷武，著實威風了一陣子。但物極必反，2001年“9﹒11”事件給了美國當頭一棒。嗣后美國仍充當世界警察，但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而持續發酵的“棱鏡門”事件暴露了美國虛偽的一面，就連其盟友也大為不滿。美國國內也是麻煩不斷，包括爆發金融危機並拖累全球，民眾自發形成“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美國政府面臨“財政懸崖”直至發生停擺事件。如此算來，美國當世界“領袖”的時間並不長，當得也很鬧心。奧巴馬罔顧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宣稱美國將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未免過於自大。處理國際事務有二戰后就已成立的聯合國，美國想領導世界，那聯合國豈不成了擺設？誰實力最強，誰就領導世界，不管別國是否樂意和同意，這是霸王邏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老大不單憑實力，還得講道義，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胡來。文明興衰、強弱轉變本是人類歷史上的常見現象，是由諸多因素決定的。我國一向倡導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化，一直鄭重承諾永遠不稱霸，無心也不會與美國爭當什麼世界老大，與西方爭做什麼“中心”。西方在20世紀沒有能夠做到用西方模式一統世界，在21世紀同樣也做不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証明了這一點。
二、從世界社會主義復興的角度看
“復興”的本義，指衰落后再興盛起來。但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簡單地復制漢唐雄風、乾嘉盛世，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毛澤東1956年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到21世紀時，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他強調，“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說到底，中國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夢是社會主義強國富民之夢，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完整概念，“社會主義”這四個字是定性的。中國道路的成功，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成功。蘇東劇變后，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原本是從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角度談的，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和最后形式。因此，談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回避世界社會主義這個話題，僅用文明史觀來解讀，談文明但不談文明屬性，是不全面的。
與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是新事物新實踐，在探索前進中出現曲折和反復不奇怪。蘇東劇變是世界社會主義的一場噩夢，對中國形成不小沖擊。如果中國也垮了，極有可能引發新一輪多米諾骨牌效應，世界社會主義會輸得更慘。當時，國內“左”的思想出現反彈，有人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重拾階級斗爭理論，大談防止和平演變。同時西方七國對華實施制裁，逼著我們向右轉。我們頂住壓力，捍衛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這對穩住世界社會主義陣腳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世界社會主義在蘇東劇變后跌入低谷，現在也難說走向了復興，但隻要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社會主義歷史就遠沒有終結，世界社會主義就有復興的希望。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隻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中國是大國，也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不垮，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就垮不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旗幟。不過，面對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有人心存疑惑：我們走的究竟是不是社會主義道路？我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央再三強調要堅定三種自信，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道路自信。而要堅定道路自信，就必須解開心結，在認識上搞清楚。
改革開放是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給當代中國帶來大發展大變化，而且發展變化的節奏很快。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允許和鼓勵資本參與分配，以及隨之出現的四個“多樣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形式多樣化），都是極左年代大加鞭撻、斷不可能出現的現象。有人拿現在與過去比，或者拿中國與西方對照，認為我們只是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搞的是資本主義。而貧富差距拉大、官員腐敗現象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似乎又印証了這種判斷。近些年來，西方一些學者胡亂給中國貼標簽，說中國是“資本社會主義”，甚至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國內也有人附和。這些謬論混淆了是非，極易造成思想混亂：倘若中國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那麼，堅持社會主義、復興世界社會主義就成了鏡花水月，無從談起。
中國走的是不是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問題原本是清楚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確實向西方學習借鑒了不少東西，但不是照搬，更不是搞西化，而是消化吸收，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看到，在千變萬化的同時，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始終沒有變，人民在我國的主人翁地位始終沒有變，黨的根本宗旨和最高理想始終沒有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始終沒有變。我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旨在充分激發和釋放經濟活力，同時通過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來彌補市場失靈，遏制市場經濟弊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仍以公有制為主體，分配制度仍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國有經濟依然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中央反復強調，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我們沒有丟老祖宗，沒有丟社會主義的魂，始終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均對此作了明確闡述。其內涵可概括為“三個一”，即一條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總體布局（五位一體），一個發展目標（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基本路線決定道路的方向，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所以被放在了第一位。現在再來看，令人更深體味到，這條基本路線的制定極富政治智慧和遠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而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兩者構成相互統一、缺一不可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以不變應萬變，是為了抵御右的影響，防止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改革開放是積極求變，是為了抵御“左”的影響，防止走僵化封閉的老路。變與不變，既有靈活性，又有原則性，體現了辯証法。有了這兩個相互貫通、相互依存的基本點，就能支撐起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確保我們沿著正確方向走出一條新路，實現跨越式發展。所以說，我們仍然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道路既堅持了社會主義，又發展了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不發達不成熟的階段，亟待解決的問題很多。鄧小平在退休后說過：“我看我們的事業有希望，我們國家大有希望，我們民族大有希望。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如何解決？還得靠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邪路中國必亂，走老路中國必窮，都是死路一條，都會葬送社會主義。
新時期以來，“左”、右兩種聲音不時發難，對中央決策造成干擾。客觀地說，圍繞中國道路的各種爭議，除少數人故意把水攪渾外，絕大多數人屬於認識問題。總的來看，“左”的影響雖不會銷聲匿跡，但已難成氣候。改革開放已持續36年，早就深入人心，即便有人想走老路也走不了。不少觀點偏“左”的人並不認為今不如昔，在縱向比較上對發展取得的成就感到歡欣，但在橫向比較上有失落感，故而有點懷舊，心理糾結。相比之下，來自右的干擾有增無減，有點咄咄逼人。近年來，社會上特別是互聯網上的負面言論急遽增多。不少人並不盲目推崇西方，卻拿西方來貶抑現狀，借炒作負面消息來宣泄不滿情緒，不看主流、不分主次，有“憤青”情結。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散布普世價值、憲政民主以及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言論，公然詆毀四項基本原則。
“左”的干擾主要來自黨內﹔右的干擾出現在國內，但根子在西方，在美國。新時期以來，我們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與西方打口水戰，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本意是搞資本主義全球化。冷戰結束了，但西方的冷戰思維依然存在，一直沒有停止對我國進行遏制和滲透。凡是國內與政府作對的人，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概待為上賓，視為“英雄”、“斗士”，甚至堂而皇之地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唯恐中國不亂。對於我們經濟建設上的成就，西方朝野不得不承認，但對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上取得的成就卻視而不見，一直大肆攻訐我國的政治制度，一再糾纏所謂的“人權”問題。其矛頭主要指向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黨的執政地位，說我們是一黨制，不民主。這種言論，包括“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等說法，是顛覆性的：將我們取得的成績都算在資本主義身上，將存在的問題都扣在社會主義身上，特別是把矛頭指向黨的執政地位。說白了，就是用西化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現狀，認為我們西化得不夠、不到位。
中西方政治制度有沒有可比性、能不能比？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你不比，別人仍會刻意進行比較，無法回避。從國內看，我們實行“一國兩制”，香港、澳門是資本主義制度，客觀上也存在比較、競爭的問題﹔對台灣更是如此。敢於比較和競爭，是道路自信的應有體現。怎麼比？當然不是也不能用西方標准來比，看我們是不是符合西方模式。事實勝於雄辯，還是要讓事實來說話。30多年來，我國闊步走向繁榮富強，成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國家，創造了令西方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發展奇跡，與西方經濟持續低迷形成鮮明對比。這其中的奧秘，主要在於我們擁有政治優勢，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既然承認我們的經濟建設成就，那就應當承認我們的政治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倘若沒有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實現途徑，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行動指南，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根本保障，要取得如此的發展成就是不可能的。鄧小平曾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 可謂一語破的。
在發展中隻有成績、不出問題，世界上誰也做不到。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國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發展歷程，實現神州巨變，其難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我們做到了。使13億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構想，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提出來並付諸實踐。兌現理論、實現理想不是朝夕之事，也不會是一馬平川，會遇到溝溝坎坎。現在是信息時代，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口，互聯網上每天出現幾條或十幾條負面新聞，不可漫不經心，但也不用大驚小怪。還是要辯証看，看主流。譬如，不能因為貧富差距拉大，就懷疑黨和政府致力於實現共同富裕的決心﹔不能因為腐敗現象嚴重，出了腐敗分子，就否定整個干部隊伍，進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的執政成績。官員腐敗、兩極分化與黨的執政理念和社會主義本質格格不入，我們黨把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黨的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列為黨的建設兩大歷史性課題，態度始終是鮮明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總之，中國是在不斷發展進步而不是停滯倒退，是在變好而不是變壞，這是大勢，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中國倘若走資本主義道路會如何？美國夢真的很美嗎？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的一番話發人深省。他認為，美國在過去30多年一直在倒退。他說：“今天，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想要變成中產階級或者有錢人要難多了。甚至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想要變得有錢也比以前難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狀況。梯子越長，爬起來就越難。美國不平等了80多年甚至更長時間，現在更加不平等了。在所有發達國家裡，美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是最不均等的。平等的機遇已經成了一個白日夢。……2009年經濟復蘇以來，95%的經濟收入被那1%的最富有的人攫取，經濟怎麼可能好轉？” 顯然，中國如果照搬西方制度，必然是南轅北轍，不但無助於縮小貧富差距，反而會使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從而喪失難得的發展機遇。這無異於飲鴆止渴。我們的制度確實不夠成熟和健全，但大方向是對的。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的正是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對內對外都是一種福音。西方國家走向強盛，除創新制度、重視科技等因素外，還有很不光彩的一面。譬如，英國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羊吃人”的“圈地運動”，興起於歐洲的罪惡的販賣黑奴交易，血腥的海外殖民擴張和掠奪（中國是最大受害國之一）。美國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發表《獨立宣言》，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但所說的“人人”並不包括受奴役的黑奴。直至87年后的內戰期間，美國才廢除奴隸制，但黑人的噩夢並沒有結束，仍長期遭受種族主義者的迫害和歧視。可以說，西方崛起的歷史本質上是一部血與火的歷史，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0世紀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也都是西方國家挑起的。現在西方仍在推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打著維護人權、和平的幌子，大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攪得世界很不安寧﹔同時憑借強勢地位損人利已，包括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嫁資源、環境壓力。相比之下，新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從未進行戰爭掠奪，而是在自身不寬裕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援助亞非拉朋友。中國崛起靠的是改革創新、自強不息，對內尋求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對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與西方的這些本質區別，說到底是由我國社會性質決定的。
所以，我們從事的是崇高的社會主義事業，我國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原則問題上要清楚，要理直氣壯，不能回避或含糊。全體黨員既要腳踏實地，又要胸懷遠大理想，堅信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最后必然發展為共產主義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定要看清我們為之奮斗的現實目標和遠大目標。他指出，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全力為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但如果丟失了我們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有社會主義中國存在，世界社會主義就存在走向復興的希望。而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有助於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有助於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
三、不當頭，韜光養晦，埋頭苦干
目前，從總體上講，西方的實力仍佔據優勢，西強我弱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鄧小平在1990年末曾經說過：“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些話，在今天依然有指導意義。概括地說，就是以時間換空間。隻要我們埋頭苦干，軟硬實力都強了，真正成為世界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到那時，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中國道路將產生更大的示范效應。正如鄧小平所說：“這不但是給佔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美國想繼續在全球發號施令，肯定還會想方設法地遏制我國。不過，即便形勢再糟糕，世界也不會再度進入冷戰時代。這是因為，一是兩大陣營的格局已不存在﹔二是我國會起積極作用，而美國雖有冷戰思維，但也投鼠忌器。對中國來說，“不當頭”本是為了避免對峙，以便為國內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當然，韜光養晦是有底線的，那就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對美國來說，原本在世界上樹敵過多。4月18日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的一篇文章便認為，美同時與中俄兩個大國為敵是戰略錯誤。況且美國在核不擴散等問題上需要中國合作。中美經貿等聯系日益緊密﹔中國持有1.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在某種程度上，雙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美國人的話說，是“利益攸關方”。因此，既有合作又有摩擦，將是中美關系的常態，輕易不會被打破。雙方好不到哪裡去，也壞不到哪裡去。
中美兩國究竟誰更具有吸引力？哪個國家會發展得更好？今后作此類比較的人會越來越多。對我們來說，仍要大膽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同時堅持以我為主，不搞西化。要結合發展變化的實際深化思考，不僅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還要搞清楚什麼是資本主義。1983年李谷一用氣聲唱法唱《鄉戀》，竟被說成是靡靡之音﹔“法治”、“人權”曾被視為資產階級口號。現在沒人這麼看了，觀念變了，但又出現了新情況。有些官員口頭上大講反和平演變、防止西方滲透，卻熱衷於公費出國，甚至把子女等家人送出國，在國外存款、購房，成為“裸官”。有些部門出台政策，維護部門利益、與民爭利，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西方是資本主義國家，你接什麼軌呀？顯然，這些官員或部門對什麼是資本主義，認識是模糊的。不糾纏姓“社”姓“資”之爭，不等同於可以無視兩者的界限﹔避免與西方對峙，不等同於彼此和同為一家。道路自信與認識清醒是一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