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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工業大學教授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基礎研究項目旨在資助對弘揚民族精神、傳承中華文化起重要作用的課題，著力推出具有原創性或開拓性、體現重要學術價值和文化傳承意義、代表國家水准的經典之作。如何運用好重大項目這個有效載體和平台，是每一個項目承擔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這裡我想就開展“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這個項目4年來的一些研究心得和體會，與同行請教、交流。
第一，學術定位的高遠目標。浙東學派是一個以浙東區域命名而又超越區域、學人輩出、成果豐碩、影響深遠的重要學術流派，在中國的學術版圖中獨樹一幟，它因時而變，與時俱進，富有活力，不僅對當今浙江及長三角的區域文化精神承傳與重建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在日本和東南亞地區擁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義與價值。根據重大項目的立項宗旨，本課題所確立的目標定位是：站在21世紀浙東學派研究新的學術制高點上，力圖通過文獻集成與學術創新的相互交融與雙重支撐，編纂一部貫通歷代、融合中外，具有集成性與創新性意義的《浙東學派編年史》，從歷史與邏輯辯証統一的高度，系統梳理與總結浙東學派的學脈傳承、譜系建構與演變規律，以此推進浙東學派以及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學術創新，並為當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豐厚的學術思想資源。圍繞這一定位，我們設計了與此密切相關的4個子課題，即浙東學派編年史、浙東學派文獻志、浙東學派通論、浙東學派研究史，合之為兩“史”一“志”一“論”的四位一體結構，力求凸顯本課題研究的前沿性、整體性、集成性和創新性。
第二，文獻整理的會通集成。浙東學派廣泛涉及不同時代、區域、類型、層級的文獻梳理，其難度可想而知。為拓展文獻普查、整理與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我們著力在四個方面下功夫，一是紙質文獻與電子文獻的會通和集成。在查訪國內外重要圖書館資料的同時，充分利用現代化信息手段和各種大型電子資源庫，如借助復旦大學的《明人文集書目》《清人文集書目》數據庫，大大提高了明清兩代文集的檢索范圍與效率。二是古代文獻與今人文獻的會通和集成。利用近年來有關高校、研究機構已經整理出版的浙東學派學者的總集、別集和年譜，大幅提高文獻資源的整合能力。三是館藏文獻與民間文獻的會通和集成。注重對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已於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華宗譜文獻》（1800萬字）即是其中的重要成果。四是國內文獻與境外文獻的會通和集成。如從日本訪得的宋濂《蘿山集》，蓋為海內外孤本。從我國台灣訪得的陳亮《龍川文鈔》等集，可補大陸文獻整理之缺，所訪得的宋濂《宋文憲公未刻稿》等集，亦傳世不多，極其珍貴。在《浙東學派編年史》編纂過程中，我們深切感到，任何新材料的發現以及通過“編年”重新排列組合出現的新的時空場景，不僅為重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供新的文獻依據，同時為本課題的理論研究提供新的參照和啟示。
第三，今人成果的借鑒啟示。對浙東學派的研究，可以上溯至宋元時期有關學者對浙東學派的零星評論以及《宋史》之“儒林”“道學”傳，《元史》之“儒學”傳的有關記載。但作為對浙東學派的整體研究，則正式興起於清代，至20-21世紀之交逐步走向興盛，而且在我國港台地區及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因此，對浙東學派研究的“再研究”，尤其是對20世紀浙東學派研究進程與成果進行清理與盤點，的確很有必要。目前，課題組已經基本完成了論文、論著的普查工作，總計研究論文3萬多篇，論著500余部，其中所收錄的民國文獻中關於浙東學派的研究資料尤為珍貴。同時已完成《浙東學派研究論文論著索引》的編寫工作。注重對現當代相關學術成果全面系統地收集、整理以及再研究，目的在於使本課題站到21世紀的學術制高點上，最大限度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從中吸取有益的啟示，然后實現新的學術超越。
第四，學術譜系的梳理建構。浙東學派學脈源遠流長，傳承多元，曲折復雜，真正要做到梳而理之，貫為通之，確非易事。著名史學家陳訓慈曾提出“近承”與“遠紹”的概念，謂“清代浙東之學，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而遠紹兩宋儒哲之傳，兩宋三百年之間，大儒蔚起，浙東學者與中原相望，而永嘉、金華、寧波三處之學風為尤盛”。首先由清代浙東學派通過“近承”上溯於明代的王學，然后又通過“遠紹”上溯於宋代的永嘉、金華、寧波之學，但究竟是如何“近承”，又如何“遠紹”？比較而言，“遠紹”的學脈梳理和貫通當比“近承”更難。為實現系統梳理浙東學派的學術傳承、建構浙東學派的學術譜系的高遠目標，我們著力從以下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從微觀層面上不斷完善《浙東學派人物表》，為最終建構更為全面系統的浙東學派學術譜系奠定良好的基礎﹔二是從中觀層面上系統梳理浙東學派學者與學派的關系，摸清各學派的學術脈絡，還原各學派的學術生態﹔三是從宏觀層面上建構浙東學派學術譜系，完整而又辯証地把握浙東學派的學脈傳承，最終完成浙東學派學術譜系的系統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