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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出版使用的馬工程法學類重點教材之一。資料圖片
已經出版使用的馬工程法學類重點教材之一。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推動《決定》精神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一份擺在法學研究者與教育者面前的神聖職責。
自2004年起，我國高校普遍開設的全部17門法學課程教材，都被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范疇，在中央統一指導下，匯聚了我國法學領域最為精良的學術力量，嚴格把關、精心編寫。今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依法治國作出全新部署，也對法學教材的編寫與修訂提出了新的要求。
怎樣認識全會精神進教材的重要性？應當著力建設什麼樣的法學教材體系？如何切實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融入教材？日前，在教育部組織召開的馬工程法學類教材課題組專家座談會上，近百位法學類教材編寫專家濟濟一堂、踴躍發言，圍繞四中全會精神進教材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
教材是開展社會主義法治教育的基本遵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道路、法治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都是獨一無二的。應該通過法治教育引導青年樹立這種自信……”雖然已對全會精神了然於胸，《國際公法學》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曾令良仍從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馬工程重點教材審議委員會委員張力對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解讀中獲益良多。“四中全會公報、《決定》以及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等向世界庄嚴宣告：中國和平發展的偉大征程將步入全面法治的新時代。”曾令良心潮澎湃：“我們法學工作者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責任與使命之一，便是編寫修訂馬工程法學類教材。據教育部馬工程重點教材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顧海良介紹，截至目前，由中央組織編寫的《法理學》《憲法學》兩本教材已投入使用，而由教育部組織編寫的其他法學課程教材業已完成教學大綱編寫，正在進入寫作階段。四中全會的召開，為編寫工作提供了最新指引和莫大動力。
“編寫好馬工程法學類重點教材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建設的基礎工程，是開展社會主義法治教育的基本遵循。高校法學學者特別是工程教材編寫組專家是法治建設的中堅力量，必須以建設法治中國的歷史使命吃透全會精神，編好工程教材。”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指出。
教材是一課之本。隻有精心編好教材，才可能“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方位佔領高校、科研機構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陣地”。《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應鬆年認為，四中全會首次在黨的全會決定中提出要“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組織編寫和全面採用國家統一的法律類專業核心教材”，而馬工程法學類教材就是“法律類專業核心教材”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怎麼理解都不為過”，所有參加編寫的專家學者都應感到自豪、全力付出，為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貢獻心力。
令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重點教材《法理學》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張文顯感到振奮的是，在四中全會文件起草過程中，法學界積極參與，專家建議稿中的許多觀點都在中央文件中有所體現。同時，在各大媒體的四中全會精神解讀欄目中，許多被邀請的解讀者都是馬工程專家。“可見工程在法治建設重大時刻發揮了關鍵作用，下一步，更重要、更廣泛的作用，一定是體現在工程法學類教材的編寫上。”
法學教育水准大幅提升，社會主義法治自信尚待形成
要更好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首先需對我國當前法治理論與法治教育發展水平有一個准確的認識。對此，專家們感受深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不斷進步，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民法學》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王利明總結道。他認為，30多年來，我國法學教材一貫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教材的內容也基本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應用於教學的基本效果是良好的，對於培養法治人才、提升法學教育功不可沒。
張文顯指出，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和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也正在加快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凝聚著法治的中國經驗，包含著法治的中國元素，彰顯了法治的中國精神，描繪了法治的中國道路，必將打破西方法治話語體系的規定，消解西方法治中心主義的影響，有利於增強億萬人民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也將引起法學研究的深度變革，顯著提升中國的法治化水平。與之相應，我國法學教育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活躍在法治工作當中的骨干人才，80%以上都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自主培養起來的”。
然而，不足依然客觀存在。“從我國法學教育的實際情況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還未能全面貫穿於教材和課堂之中。”王利明指出。他以民法教材為例說明：“我國民法理論最初受前蘇聯影響較大，目前深受德國法的影響。近幾年在推進法學教育國際化的過程中，存在過度倚重西方文獻、輕視本土研究成果的現象。有的學者寫文章隻注重援引外國文獻，甚至在研究中國法律制度的成果中，也著重以外國學者的觀點作為論証依據。”
“越是如此，越要旗幟鮮明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佔領法學意識形態主陣地，指導法學教育和法律人才培養全過程。”張文顯認為，在推進法學理論創新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掌握法治意識形態領域主動權，並重點打造一批政治立場堅定、理論功底深厚、熟悉中國國情的法治隊伍和教研團隊，編寫一批權威、准確、能夠有效應用於教育教學的法學核心教材。
專家們一致認為，經過三十多年實踐積累，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開展十年來，我國已經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教材編寫機制和審議機制，如實行首席專家負責制、明確主編和執筆者、健全教材審議流程等。這也是將法治思維運用到教材編寫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在此前提下，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吸收西方理論，自覺抵制西方價值觀侵襲，把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及時准確地納入為教材體系。
翻開法治中國建設新篇章
認識落實到行動，才能帶來進步與提升。參加討論的專家學者來自法學學科各個領域，圍繞各課題組的具體任務，他們就教材編寫或修訂提出了許多可操作性建議。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與全會《決定》中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六大任務直接關聯。全會提出的對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這與2004年國務院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所提六項要求基本精神一致，但提法上略有區別，編寫時要注意改變。”應鬆年指出，由於該教材還包括行政訴訟法內容，因此，編寫時不僅要根據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還必須融入四中全會《決定》關於公正司法的一些要求。
針對《商法學》的學科歷史、發展現狀，編寫組首席專家范健向自己提出四個問題：如何把依法治國理念深入貫徹到我國商法體系和商法原則中﹔怎樣處理好政府監管的市場自由、企業自制之間的關系﹔如何吸收改革開放30多年來立法經驗中的教訓，補足短板﹔如何與時俱進，在商法領域中確定互聯網金融、互聯網貿易等的地位。尋求答案的過程，就是精心編寫、不斷深化教材內容的過程。
曾令良則主張運用法治中國與國際法治相結合的思維方式編寫《國際公法學》教材。“《國際公法學》的編寫應闡明國際法是我國實施依法治國宏偉戰略中所遵行的‘法’的組成部分，應適當強調中國法治與國際法治的密切關系，充分展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理論和立場，展示中國積極踐行國際法治的成就和貢獻，並遵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原則，為提升中國在新的國際規則形成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提供與時俱進的國際法學理支撐。”
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能在外國學者所構建的理論籠子裡“跳舞”﹔教材內容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反映我國國情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並對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實問題提出創造性的解決方案，從而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貢獻﹔應及時更新教材內容，增加學術含量，使其時刻保持前沿性……王利明提出的教材編寫原則，得到了與會專家的高度認可。
“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篇章已經翻開，中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春天也已來臨。理論工作者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法治人才、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全力全面推進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進法學教材作出應有貢獻。”專家們討論認為。
（記者 張勝 王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