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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全集》中期作品
約翰•杜威（1859—1952）是美國著名哲學家。他的理論最集中地體現了美國建國以來現實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發展的主要趨勢，其論著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美國社會及其思想文化的特征。因此，把這些論著匯集起來的《杜威全集》可以看作了解美國社會及其思想文化發展的一面鏡子。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與其他哲學流派的融合
正是由於實用主義哲學等思想文化理論在美國產生過重大影響，杜威不僅在美國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也受到美國政界的高度評價。但是，杜威的思想文化理論在美國的影響也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20世紀30年代以來，邏輯經驗主義等分析哲學傳入美國，特別是歐洲的一些分析哲學家因二戰原因移居美國以后，他們追求精確的哲學風格並迅速在美國哲學的講壇和論壇上佔據了顯要地位，大有將美國本土哲學擠到后台之勢。其后，現象學、存在哲學、后現代主義等歐洲哲學流派也傳入美國並產生深遠影響。但是，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在與這些外來的哲學流派經過一段碰撞以后，很快就與這些流派融合起來，使它們美國化，並以不同形式使其成為整個實用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當代美國實用主義者莫利斯說，邏輯經驗主義、英國語言分析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同實用主義“在性質上是協同一致的”，它們“每一種所強調的，實際上是實用主義運動作為一個整體范圍之內的中心問題之一”。這些后起的哲學流派都是從個別方面影響到美國哲學和思想文化發展，而實用主義在經過這樣的整合后繼續在整個美國哲學和思想文化發展中起到主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經過短期的沉寂后，在美國又興起了對實用主義重新研究的潮流，杜威本人和關於杜威論著的出版也越來越多起來。
《杜威全集》的編輯出版
杜威一生在不同地方出版了40多部著作，在140多種刊物上發表過700多篇論文。為了深入系統地重新研究杜威各方面的理論，很有必要把他的論著收集起來重新出版。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美國南伊裡諾大學杜威研究中心和哲學系決定牽頭編輯《杜威全集》，由杜威研究中心當時的主任喬•安•博伊茲頓教授擔任主編。他們的決定得到了美國哲學界的贊許和響應，不少教授和專家加入到了這項繁重的工作中，分別參與文稿收集、校勘、整理、編輯等工作﹔全美對杜威理論最有研究的權威專家則按各自特長分別給《杜威全集》各卷撰寫了導讀。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也特別對這一項目給予資助。《杜威全集》正文分為早期著作5卷（1882—1898）、中期著作15卷（1899—1924）、晚期著作17卷（1925—1952），共37卷（1991年另出全集索引1卷），包括了杜威已發表過的全部論著。這項工作從1961年開始進行、1967年出版早期著作第1卷到1990年出版晚期著作第17卷，前后花了30年時間。《杜威全集》的編成有力地促進了美國和其他各國對杜威的研究。
辯証看待杜威的實用主義
杜威的實用主義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並在追求科學和民主的旗幟下，與同時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深刻地影響了新文化運動，但二者在對許多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上，又有著原則性的差異和對立。五四運動以后，隨著中國政治格局的劇變，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在中國長期處於對立地位。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入研究，我國學界對現代西方哲學的借鑒與學習，更多地採取了求實的研究態度。在對實用主義的學術評價上，大多數人都認為應當把以利己主義為特征的庸俗實用主義與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區分開來。基於美國在較短歷史時期內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事實，以實用主義為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也被証明在一定范圍內有其生命力。在劃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實用主義研究的原則區別的前提下，也要看到二者之間在某些研究方面存在張力。因此，對杜威的實用主義的研究態度不能是簡單否定的，而要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這不僅對深入、准確地認識美國有重要意義，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具有積極意義。
《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譯和出版
在中國開展對杜威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具有完備和翻譯准確的杜威論著。中國學者早在“五四”時期就已開始從事這方面工作。當時杜威來華的講演為許多報刊廣泛譯載並匯集成冊出版。“五四”以后，杜威新著的翻譯出版仍在繼續。從對杜威哲學的一般性研究來說，材料問題不是主要障礙。但如果想要對杜威做全面研究或某些專題研究，特別是對他所涉及的人文和社會廣泛領域的研究，這些材料就顯得不足了。加上杜威論著的原有中譯本出現於不同歷史年代，標准不一，有的譯本存在錯漏之處，難以為據。更為重要的是，在杜威的論著中，論文（包括書評、雜錄、教學大綱等）佔絕大部分，它們極少被譯成中文，原文也很難找到。為進一步開展對杜威的研究，就需要進一步解決材料問題。
從得知美國哲學界在編輯《杜威全集》時起，我們就想進行翻譯，但直到2004年復旦大學成立杜威與美國哲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杜威中心”）后才得以正式著手。2012年“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譯”獲准立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們很受鼓舞，翻譯出版工作明顯加快。由於《杜威全集》篇幅極為浩大，內容涉及古典和現代哲學、美國和國際政治、社會、法律、歷史、教育、各種形態的文化、藝術、道德、邏輯、心理、宗教、科學技術等廣泛的學術和現實生活領域，加上杜威的文風有時相當古奧，連一些美國學者也感到難以理解。准確、規范、流暢地將其翻譯成中文，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單是名詞術語譯名的統一（至少是融通）就已相當繁重。單靠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和杜威中心的力量顯然無法完成。有幸的是我們得到了全國從事杜威和實用主義研究最有聲望的專家的支持。除了上海各單位外，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兄弟單位的專家參與，並成立了一個由這些單位著名專家組成的編委會。
因此，《杜威全集》的翻譯是傾全國之力來進行的。在啟動這一項目時，除了為各卷確定適當的譯者（對杜威有所研究並有一定翻譯經驗的專家），我們還就如何做到准確、規范、流暢的翻譯提出了較高的要求。2010年杜威早期著作5卷已經出版，2012年底又出版了杜威中期著作15卷。本項目的最終成果是39卷本、1600萬字的《杜威全集》中文版，有望在2015年完成並全部出版。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譯”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