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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以其民主制度為工具，大肆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妄圖最大限度地謀求自身利益。一些陷入發展困境的國家也病急亂投醫，對西式民主頂禮膜拜，卻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成為西式民主的犧牲品。為此，有必要讓人們看清西式民主的真實面目，從而堅定走自己發展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轉型社會西式民主化進程亂象叢生
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由威權型社會向民主化社會過渡的進程中呈現出諸多亂象。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倒台后，埃及選民用選票把穆兄會成員穆爾西推上總統寶座，這位按西方民選方式上台的總統一年后即被軍方廢黜，穆兄會被國家宣布為恐怖組織，其不少成員受到審判並被判刑。烏克蘭是蘇聯解體的產物，獨立以后，民主化進程經歷了不少波折，親歐美和親俄總統候選人無論誰上台，都難以在親歐美和親俄民眾中凝聚起足夠的共識，大規模長時間示威、暴力沖突、國家分裂等亂象始終伴隨著其民主化進程。我國台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結束以后，實現了西方式的政黨輪替。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也充滿了波折，執政黨和在野黨在立法機構中民意代表之間屢見不鮮的出格打斗、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槍擊事件等，無不影響著人們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觀感。那麼，為什麼被西方鼓吹的“靈丹妙藥”會落得個“狗皮膏藥”的下場？
究其緣由，是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進程不是內源型的，而是移植型的，並且尚處於民主化進程的學習期、模仿期和幼稚期。如果不是抱著某些固定的意識形態偏見，人們應該承認，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民主化進程的典型案例來看，民主化的成功推進的確是需要某些條件的。美國學者卡爾·科恩在其專著《論民主》中分析了實行民主的條件，認為民主體制的成功運作，至少需要一些必要的物質條件、法制條件、智力條件、心理條件，以及其他的保護性條件。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進程中，實際情況可能要比卡爾·科恩考慮的因素更為復雜，但他的“條件論”仍然頗具啟發意義——“移植型”“模仿型”民主化國家和地區並不具備，或基本上不具備歐美發達國家民主體制成功運作所擁有的綜合條件。這是造成轉型國家和地區在民主化運作中亂象頻現的根本原因。
西式民主體制決不具有普適性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民主的代表自居，向世界推銷其民主價值觀，甚至安倍這樣的右翼政客也都敢以民主的代表自居，開展所謂價值觀外交，意圖用加大援助的方式，拉攏東南亞尤其同中國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建立一個所謂的民主之弧包圍圈，對我國進行戰略圍堵。在西方國家的主流認知中，西式民主體制具有普適性，不照搬西方的民主體制，就是反民主的國家。這是何等的自大專橫！
要知道，就民主理想和民主性質而言，中西方的取向是存在本質差異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其最終要實現的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按勞分配等制度安排之上，從而消除階級差別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即廣泛的、真實的人民民主。而多年來西方主流政治家和理論家所推崇的民主，其本質則是建立在私有制、按資分配基礎之上，從而保留階級差別的前社會主義階段的民主，或資本主義民主。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歷程還相對短暫，還不夠完善，但其民主理想在性質上是高於西方主流政治家和理論家所推崇的民主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一方面肯定當今西式民主成果相對於封建專制制度，是一個歷史進步﹔但另一方面，認為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的西式的、有限的民主，還存在很大局限，必然會被更高的社會主義民主所揚棄或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也有一些學者對美式民主的“金權屬性”或“資本屬性”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如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2014年4月6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以“美國民主隻為1%人口服務”為題，對美國民主的不良發展動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開始賦予公司與公民一樣的言論自由。不久的將來，美國最高法院可能廢除“水門事件”之后對競選資金所作限制的僅存部分，將可能取消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最高限額。他認為，在一個頂層1%人口佔據全國財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體裡，這麼做會侵蝕共和體制，人們對美國的“1%經濟”感到擔心，但更應擔心美國出現“1%民主”，即美國民主隻為處於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服務，使“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變成“一元一票”，變成“金權民主”。這是西式民主體制內人士的深刻洞見，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西式民主的根本局限。為此，筆者認為，無論是在民主的性質上，還是在民主的形式上，我們都應勇於揚棄和超越西式民主，堅定地走符合馬克思主義民主精神、適合中國國情的有別於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西方在民主議題上需要謙虛地同中國進行理性平等的對話，交流互鑒、取長補短，而不是居高臨下地進行無端指責和空洞說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