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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虎娃:延安整風時期干部的理論學習

2014年09月10日16:15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延安整風時期干部的理論學習

  八路軍指戰員在整風運動中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

  我們黨歷來重視抓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學習,在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總是號召全黨同志加強學習。延安整風時期,黨內開展了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活動,對於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水平、改進工作方法、樹立優良作風等產生了重要作用,值得借鑒。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規定了整風學習的十八個文件:(1)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2)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會上的報告﹔(3)康生兩次報告﹔(4)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5)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6)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7)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8)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9)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10)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11)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12)《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13)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4)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15)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16)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17)宣傳指南小冊﹔(18)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4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於增加整風學習材料及學習時間的通知》中又增加了四個整風學習文件:(1)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2)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3)斯大林論平均主義﹔(4)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與干部教育政策。由上面所列的學習資料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干部理論學習文件選取標准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選取與廣大干部文化理論素養相適應的文件進行學習。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高級干部一般文化程度較高,並對共產國際、蘇聯的情況有著較為深入的認識,所以高級干部學習的內容往往國外的居多,如1941年11月毛澤東為高級學習組規定的十個學習文件,全部為國外著述。而一般干部要麼因文化素養不高,要麼因理論修養不夠,則以學習中國的東西為主,主要包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制定的具體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

  二是選取具有直接借鑒價值的文件來學習。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理論學習堅持以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避免靜止地孤立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毛澤東曾指出:“馬克思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列寧是處於資本主義開始崩潰即帝國主義時代,列寧經過的、所看到的自然比馬克思更進一層,革命的科學,也就更周密,更擴大,更具體化。”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產物和結果,是更接近中國革命實際的經驗總結,“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中強調指出:二十二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中國革命二十年經驗的總結,“什麼事都需要經驗,什麼好的政策都是經驗之總結”。

  三是選取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文件來學習。在革命戰爭年代戰事緊張,黨員領導干部工作繁重情形之下,理論學習內容選取的一個重要標准就是能夠解決當下問題。延安整風運動開展的一個直接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尚未完全成熟起來,一些黨員領導干部還不能深刻認識“活的”與“死的”,“香的”與“臭的”,“創造性的”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往往把書本知識或經驗知識固化,從而產生了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錯誤。1942年4月23日,《解放日報》社論《造成學習熱潮》指出,研究二十二個文件的目的,就是“從其中學習正確的革命立場與思想方法,並學習其中許多具體而切乎實用的規定,來解決我們當前所要解決的問題,來處理我們的工作和學習。”5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彭真撰寫的《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一文,文章指出學習二十二個文件是改正干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銳利武器,是整頓三風的銳利武器,文件的精神和實質“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亦即指導思想”。

  延安整風運動對如何進行理論學習有著詳盡的制度規定和科學的方法要求。

  一是通過制定嚴格周密的規章制度進行學習。在整風運動中除了建立自上而下的組織領導制度外,還規定每天兩小時的學習制度、分類編組制度、寫筆記制度與學習檢查、測驗制度等。其中,寫筆記制度的規定尤為詳盡。要求學習文件“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4月20日,毛澤東在《關於整頓三風》中對干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過程中做筆記的原因做了精辟論述:一是寫筆記是黨的要求和紀律,必須執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二是隻有寫筆記,才能對馬克思主義有思考,“不寫一點筆記就研究不清楚”。6月5日,《解放日報》對寫筆記制度作了進一步完善:(1)指定負責人輪流修改﹔(2)上級人員要看改下級同志的筆記,不能全看時,也要輪流抽看,並且幫他批改﹔(3)相互借看筆記﹔(4)傳觀最好的筆記﹔(5)上級人員看了下級同志的筆記后,必要時找他來個別談話。按照這些規定,1942年6月總學委就抽閱延安高級干部的學習筆記、抽閱各系統的筆記做了分工,其中中央黨校系統由毛澤東、彭真負責。

  二是通過不斷反省自己進行學習。中央要求,“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有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歷史”。5月23日,《解放日報》社論《一定要反省自己》指出,反省自己就是把文件與自己聯系起來,就是用文件中所說的道理,來審查自己的歷史、思想和工作。好的要發揚,不好的要改正,這樣可以得出自己努力的方向。

  三是通過調查研究進行學習。1941年3、4月間,毛澤東親自編寫了《農村調查》一書,在序言中重申自己在蘇區時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並強調“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8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要求、引領下,延安掀起了調查研究之風。1941年9月,西北局組織農村考察團到固臨進行了調查研究,寫出了《固臨調查》。12月,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考察團,赴甘泉、富縣進行調查研究﹔西北局領導也率領一個農村考察團赴綏德、米脂進行調查,寫出《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1942年1月,張聞天率團到陝甘寧邊區的神府、綏德、米脂、晉西北的興縣進行調查,寫出了調查報告《出發歸來記》。對此,《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鑰匙》的社論,指出調查研究的決定“對於掌握馬列主義武器,指引了一條捷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鑰匙。這對於全黨學習應用馬列主義,將是一個重大的推動。從這個決定以后,調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主要環節了”。

  四是堅持習作合一的原則來學習。1943年,參加整風的周恩來在《我的修養要則》中提出“習作合一”的學習原則。這是針對延安整風運動所反對的兩種錯誤思想提出的,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共產國際經驗神聖化的教條主義,另一種是不尊重事實和客觀規律僅憑經驗辦事的經驗主義。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不注意學習,忙於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容易變成“庸俗的事務主義家”﹔隻忙於學習,不注意工作,則容易陷入空談,陷入教條主義。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延安時期黨的純潔性建設歷史經驗研究”〔14XDJ006〕成果)

(責編:趙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