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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群經統類’的文獻整理與宋明儒學研究”首席專家、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宋明儒學是中國哲學與思想史上的重要歷史階段，宋元明清當世諸儒不僅創發思想，而且及時反照，其斐然成就已深遠影響甚至范導了后世的認識。舊學消解，中國現代學術建構以降，在西學的映照下，宋明儒學一直成為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的核心研究領域，同時也是國際相關學界的研究重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縱觀南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元代《宋史•道學傳》、明末清初《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以降，直至當下，不難看到，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構成了宋明儒學研究最基本的研究范式。這一源自佛教燈錄體的研究范式，旨在借助學派的建構以判明思想的異同，最顯著者即所謂理學與心學。近年來希望脫其窠臼的經學思想史研究，由於沒有突破以人物為對象的基本架構，最終仍流於這種固化形態。
然而，宋明儒學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儒學的復興與重建是以先秦儒學為基礎而生成的。其中，就知識形態的宋明儒學的實際展開而言，無論是誰，也無論是哪一派，所有的思想傳承與創新，無不圍繞著“六經”這一儒家傳統經典系統的詮釋，以及“四書”這一新經典系統的建立與闡明而完成。這意味著，既有的研究范式，對於宋明儒學的認識存在著聚焦於流而忽略於源，進而流與源相分的偏頗，不僅使認識出現了某種盲區，而且更使基於經典系統的儒學傳統發生了斷裂，這種斷裂也影響到了作為精神資源的儒學如何在當代實現傳承與創新。因此，要充分認識與闡明宋明儒學，似應以“六經”為源，細審宋明諸儒對這一源頭的抉發與闡明，並延及宋明儒學新確立起來的新經典“四書”所展開的論証與詮釋。不能說這是理解宋明儒學的唯一正確辦法，但完全可以說，這是理解宋明儒學的富有意義的新范式探索，尤其是在現有的研究范式高度固化的情況下。
事實上，相對於源自佛教燈錄體，經過宋儒，至明清而形成的學案體，古人亦有重要學者示以不同的研究路徑。如清代學術開山顧炎武，嘗著《五經同異》三卷，以纂輯體抄錄宋元明幾十家儒者論述，分系於“五經”與“四書”各目，以彰宋明儒學的宗旨，以及宋明儒者對儒學精神的傳承與創新，從而標示出清學對傳統應取的傳承與創新方向。
進入現代學術世界以來，雖然承續學案體，並映照於西方哲學而定型了的現代宋明儒學研究范式成為主流，但也仍然有不同的訴求，現代儒學的代表性人物馬一浮先生即是顯例。20世紀40年代，馬先生以其涵持的學養與識見，強調“儒學六藝論”，力主從儒家“六藝”的整體性與基礎性來闡明宋明儒學，希望據此揭明宋明儒學認識上的盲區。他從宋明儒學大量的經部著述中選編了目錄，分易、書、詩、禮、春秋、四書、孝、樂共8類50余種著述，命名為“群經統類”，在文獻的層面充分展現了宋明儒學的整體形態，覆蓋了宋明時期各具特色的學者，甚至兼及若干與宋明儒學高度相關的宋以前和清代的重要著述，而且更為宋明儒學的研究標示了具體的路徑。遺憾的是，誠如任繼愈在為《馬一浮集》所寫序中指出，由於馬一浮自外於現代的大學教育機構，加之身處抗戰國難之際，新中國成立后又年事趨高，故講學授徒時間太短，致使私淑景慕者多，親炙心傳者少，生前既未能充分闡明己說，門下又缺有力弟子弘揚與護持，隻能留待后來學者承擔起責任。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希望沿著前輩已奠定的基礎，通過回歸中國哲學以經典為核心的立場來打開宋明儒學研究的新面相，從而進一步認識與理解宋明儒學，為中華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傳承創新提供可實踐的精神資源。在我們看來，以“群經統類”為基礎來展開宋明儒學的研究，至少有這樣幾方面的益處。
首先，能使研究范式獲得探索性突破。宋明儒學的全部實際展開都是基於傳統經典與新經典的詮釋與闡明來實現的。跳出現有的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的范式，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回歸到宋明儒學歷史展開的原生形態中去重新認識。這樣的范式改變，不僅將使得具體的研究方法根據宋明儒學的實際展開而產生許多大的改變，導致這一領域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而且將會更真切地呈現中國學術傳統探求與表達真理的方法，重新建立起中國學術的新自覺與新自信。
其次，能使研究對象獲得基本性拓展。以人物為對象的研究范式，使得宋明儒學的研究長期來聚焦於代表性人物，順及其傳人。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時也帶來了負面性：這種研究范式不僅忽視了作為思想文化復興運動的宋明儒學參與者的廣泛性，更主要的是碎化了宋明儒學的整體系統性，淡化了宋明儒學的系統結構、內在關系及其思想展開。返歸以經典系統為核心對象，就在於力圖通過經典而聚焦於宋明儒學的整體性認識，同時也以經典涵蓋了更多的參與者。事實上，從“群經統類”的目錄可知，相當多的學者沒有進入現代研究的視野。
再次，能使研究文獻獲得基礎性夯實。當研究對象由人物轉向經典，最直接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浩繁的經部著述中確定有代表性的文獻。“群經統類”應該說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依據。這一選目，一方面反映了馬一浮的學養與卓識，代表了20世紀對於宋明儒學的獨特認識，另一方面本身內容系統完整，既包含了“六經”與“四書”，又涵蓋了從宋至明，尤其是學界較為忽視的元代學者，兼及若干種與宋明儒學高度相關的宋以前與清代文獻，為宋明儒學研究夯實了新的文獻基礎。
最后，能使研究目標獲得創新性訴求。宋明儒學是中華優秀思想與文化傳統在直面外來佛教與本土道教的巨大沖擊下，充分吸收精華而實現的有效創造。當研究超越具體的人物，而從整體系統來分析儒學的演化，力求探明作為有機整體的宋明儒學，其實現傳統儒學傳承與創新的內在機理和實現路徑，其訴求不僅在於對歷史中的宋明儒學獲得深刻的認識，而且在於期望由此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亙古彌新的內在動因，直接啟發當代中國的民族精神弘揚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