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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設“新絲路”是涵蓋經濟貿易、金融投資、交通運輸和人文科學等廣泛議題的綜合性區域合作倡議，是密切我國與周邊地區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戰略構想。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新絲路”建設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新絲路”戰略不僅需要經貿互通和基礎設施等“硬件”方面建設，而且需要觀念更新與規則構建等“軟件”方面建設，以實現從“對外開放”到“塑造開放”的轉變，使我國對外開放從“積極推進”發展到“自然融入”階段，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 海上絲綢之路 區域合作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中國周邊外交工作成就顯著。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東南亞國家時先后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議，繪就了拓展我國同周邊國家全面合作的宏偉藍圖。“新絲路”戰略構想提出之后，相關各方參與的願望非常強烈，不僅周邊一些國家反應積極，而且國內許多地方政府也行動迅速，希望搭乘此次跨區域重大經濟合作的順風車。“新絲路”戰略構想的提出恰逢其時，但必須指出，“新絲路”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必然會面臨眾多參與方之間利益協調難度大、外部勢力競爭激烈和基礎設施水平參差不齊等多方面的挑戰。對於基礎設施等“硬件”問題，隻要投入足夠的財力、物力就不難克服，但是對於利益協調、外部競爭等復雜的“軟件”議題，則需要進行充分研究並投入大量外交資源。后者是基礎設施和經濟合作順利推進的重要前提，需要更加重視。我們必須注意到，僅僅具有共同利益並不能必然導致合作，所以，在“新絲路”建設過程中，既要注重基礎設施和經濟合作等“硬件”方面的建設，又要進行觀念的更新和相應規則的構建，做好“軟件”建設，以適應並服務於“新絲路”戰略構想。實際上，“新絲路”戰略構想所提出的國家政治經濟環境，本身就要求“新絲路”建設不僅要注重經濟合作的規模，更要注重提升合作的質量、合作的效果和維系合作的機制建設等“軟件”的作用。
“新絲路”戰略構想的提出
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適應並創造有利的周邊與國際環境。周邊國家是中國崛起的重要戰略依托地帶和發展經貿關系的重要伙伴，中國歷來非常重視周邊合作。2013年，中央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確定了今后5至10年我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基本方針和總體布局。其中，“新絲路”戰略構想是新時期拓展我國同周邊國家全面合作的重大舉措。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訪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4國，並出席了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和在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①期間，他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全面闡述了中國對中亞地區的新政策，提出要做和諧和睦好鄰居、真誠互信好朋友、互利共贏好伙伴，以及打造互利共贏利益共同體的三個關系和一個共同體的基本定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拓展中國與中亞地區的全面合作。“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總體思路是“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做到“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②2013年11月29日，李克強總理出席在塔什干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二次會議時進一步提出深化安全合作、加快道路互聯互通、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加強金融合作、推進生態和能源合作、擴大人文交流等發展與中亞國家關系的“六點建議”。③
出訪中亞之后，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10月出訪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題為《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演講，全面揭示了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新政策，提出做“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並宣布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④與此同時，李克強總理在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2+7合作框架”，即深化戰略互信、拓展睦鄰友好和聚焦經濟發展、擴大互利共贏的“兩點共識”，再加上積極探討簽署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啟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加快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本地區金融合作和風險防范、穩步推進海上合作、加強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以及密切人文、科技、環保等交流的“七點建議”。⑤“新絲路”戰略構想的政策要點參見上表。
李克強總理曾經指出，我們要在加強“硬件鏈接”的同時，進一步加快完善原產地規則實施機制，抓好信息、通關、質檢等制度標准的“軟件銜接”。⑥筆者認為，在“軟件銜接”方面，更新觀念、積極參與規則制定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⑦因為要保証合作的穩定與質量，不僅需要技術性規則的制定，還需構建從整體上規劃和引導合作的機制與規則，更新思想觀念，以應對“新絲路”建設所面臨的復雜局面和挑戰。
“新絲路”戰略構想面臨的復雜局面與挑戰
“新絲路”建設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比較復雜，其中值得關注的有三個方面：一是美國積極推動TPP、TTIP和TISA等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企圖繼續主導新一輪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二是世界主要大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不斷加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凝聚力下降、進展緩慢﹔三是俄羅斯積極推進歐亞聯盟建設，意在維持和提升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為了應對這些國際與周邊政治經濟變化的新情況，中國的“新絲路”戰略構想不僅要高度關注經貿和交通等“硬件”建設，而且也要高度關注“軟件”建設，轉變觀念，積極參與相應規則的構建。
美國積極推動“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試圖繼續掌控制定規則的制高點。隨著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迅速增長，特別是發達國家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不顧多哈回合談判中發展中國家所關注的發展議題和完善多邊貿易體制的需要，將主要精力用於推進TPP、TTIP和諸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超區域（Mega-Regional）貿易協定的談判。積極推進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是竭力圈佔市場，目前TPP和TTIP成員的經濟和貿易總量分別佔全球總量的63%和59%﹔另一方面是制定所謂的高標准貿易規則，試圖搶佔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動權。
在全球價值鏈的時代，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和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成為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戰略途徑。美國主導的TPP，美歐主導的TTIP和TISA，不同於一般的貿易協定，他們更加關注的是所謂的高標准貿易規則，包括競爭中立、政策協調、勞工標准、環境標准、高水平的原產地規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條款。這些議題遠遠超出了一般貿易談判議題的范圍，開始深入到經濟、社會等國內法制法規的領域。美歐發達國家試圖利用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優勢地位，來引領新一代經貿規則的制定，其路徑是通過超區域貿易談判制定新的規則，然后利用其市場佔有的優勢將區域規則上升為全球貿易規則，從而繞開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規則制定平台。目前，在新一輪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中，美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掌握了規則制定權的先機，其他國家若不想被邊緣化，隻有追隨美國參與其中或者與之進行競爭。
在發達國家的壓力之下，一些新興國家也紛紛轉向特惠貿易協定（PTAS）。這些因素導致了特惠貿易協定競相發起與多邊貿易體制困局既交織在一起又相互影響的復雜狀況。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主要國家之一，也必須考慮通過FTA等機制形成以自己為核心的經濟合作區，並在實踐中創新規則，避免成為美國主導規則的被動接受者。
大國戰略競爭不斷加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凝聚力下降。美國在亞太地區強力推進TPP，現在基本談判完成了18輪，已經進入部長級直接談判階段，成員國由最初的5國發展到現在的12國，東亞地區的新加坡、文萊、越南、馬來西亞和日本先后加入。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東亞區域第一大經濟體之后，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進一步加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凝聚力受到嚴重影響。日本安倍政府的所作所為，不斷激化中日和韓日關系，直接影響了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大國戰略競爭的陰影也妨礙一些東盟國家與中國合作的進一步深化。由我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能否順利成功，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⑧
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特別是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經貿關系密切，是中國重要的對外投資對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一直積極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東亞國家之間經濟上的聯系和發展成為該地區在冷戰結束以后保持相對穩定的重要條件。在美國戰略東移推行亞太經濟方略的大背景下，如何協調中美日的戰略競爭，直接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其一，美日都提出了以自己為核心的區域合作設想，並積極爭取東南亞國家的支持﹔其二，大國之間戰略競爭的加劇，促使亞太區域合作的核心議題從經濟發展轉向安全與軍事。在此情況下，原有的合作進程難以推進，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無疑將有助於探索中國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新路徑。
俄羅斯推進歐亞聯盟建設，以維持和提升其在中亞的影響力。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合作比較密切，中國—東盟自貿區是我國同其他國家建立的第一個自貿區，於2010年全面啟動，2013年開始打造全面的“升級版”。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中亞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水平相對較低。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哈薩克斯坦總統時提出“促進貿易多元化，確保實現2015年雙邊貿易額400億美元的目標”，⑨在會見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時提出到2017年將雙邊貿易額提升到50億美元，並早日啟動中烏自貿區談判。⑩
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聯系密切。在經濟上，中亞與俄羅斯在能源和勞務方面合作最密切，經濟互補性強，雙方互為重要貿易伙伴。俄羅斯也在努力推動建設歐亞聯盟，以整合俄羅斯與東歐中亞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關系。有分析認為，俄羅斯在中亞地區最重要的經濟目標是佔領當地的制造業市場，而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目標是進口燃料和其他商品。11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僅要推動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合作，而且還涉及貿易、金融和交通等領域。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俄羅斯的擔憂，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在中亞大力投資管道基礎設施和連接中亞各國與中國東部省份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已經使俄羅斯在中亞經濟領域中的影響嚴重下降，使俄羅斯喪失了作為中亞各國優先考慮的主要經濟伙伴的地位”。12由此可見，妥善處理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關系，明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羅斯在東亞地區合作機制之間的互補關系，對於中國順利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至關重要。
此外，中國在推進“新絲路”建設的過程中還將面臨一些政治與安全問題，例如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有時候關於領土（領海）的矛盾爭端還可能激化。周邊一些中小國家雖然與中國經濟合作關系密切，但是對中國戰略上的猜疑從未消失。近幾年來，日本安倍政府不顧歷史事實，採取種種經濟手段爭取東南亞國家，將與中國的沖突延伸到東南亞地區。這些都是中國需要認真應對的問題，“新絲路”建設不僅需要關注經濟層面的問題，還需要考慮在安全和政治層面上的突破。
推進“新絲路”建設需要觀念更新
“新絲路”建設是在中國成為區域經濟增長中心、周邊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及地區安全問題凸顯的情況下提出的重點發展與中亞和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戰略構想。推動“新絲路”建設，需要根據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和外部環境復雜化等新情況，調整思路，更新觀念，以適應現實要求。
從“互惠互利”到“包容惠及”，樹立“領導意識”和“責任意識”。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2013年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進一步提出“使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惠及”是在中國成為區域第一大經濟體和與周邊中小國家力量對比中具有顯著優勢的情況下適時提出的重大理念創新，以互惠互利為基礎的“包容惠及”應該作為中國建設“新絲路”的重要原則。“惠及”理念體現了強國心態，是“強國外交”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惠及”與“互利”並不矛盾，“惠及”是“互利”的進一步提升。對建設“新絲路”而言，道路聯通和油氣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應該在前期投入適當的資金，以吸引和帶動更多的投入﹔對於一些落后地區的資源開發，中國也要更加注意有利於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和建設。這些看似是中國單方面惠及相關國家發展的舉措，實際上將會取得互惠互利的效果，因為道路管網建設是中國發展與這些國家經貿互通和能源合作的基礎，適當的發展援助不僅可以提升中國在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而且有利於對外直接投資相關合作項目的順利開展。可以說，“惠及”帶來的是中國與“新絲路”周邊國家的共同發展，如果我們隻關注自己的興趣，對對方的利益考慮不夠，那麼就可能出現中國對一些國家的投資越多，越觸發當地經濟民族主義的情況，最終不利於合作的展開，甚至會引發當地民眾對中國合作項目的反感。因此，在“新絲路”的建設中，我們應樹立以互惠互利為基礎，更注重包容惠及的“領導意識”、“責任意識”和“強國外交”的理念，著眼於區域整體，關注長遠利益，注重合作的有效性和持續性。
從“以經促政”到“政經兼顧”，形成處理政治關系與經濟合作的新思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有力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國家的發展，因而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時，往往通過密切經濟聯系就可以促進政治外交關系的穩定和發展。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外交等國際地位的突顯，中國在周邊國家中的經濟影響力與政治外交影響力開始出現一些不太一致的現象。有外國學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並未能同步提高中國政治外交的影響力。有些國家雖然希望與中國保持密切的經濟合作，但是在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卻沒有充分考慮中國的意願。13 特別是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以來，一些周邊國家與我國的經濟、政治和外交關系越來越復雜，經濟聯系密切並不意味著政治外交關系就必然穩定，有些時候不是經濟關系帶動政治關系，而是政治關系左右經濟關系。
在“新絲路”的建設過程中，中國需要進一步地研究經濟、政治和外交的關系，從“以經促政”轉變為“政經兼顧”，逐步形成處理政治關系與經濟合作的新思路。一方面要適當優先考慮政治關系，隻有在理順政治關系的基礎上，經濟合作才能得以順利有效地推進，一個把中國視為安全威脅的國家，不可能積極參與中國推進的互聯互通建設。周邊中小國家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對中國的崛起存在一些疑慮是可以理解的，這需要中國做出努力，釋放善意，展現誠意，“新絲路”戰略已經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在提出與中亞國家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同時，就強調了“決不干涉中亞國家內政、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范圍”的原則，而且把提升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雙邊政治關系放在了首位。14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先后簽署了《中土關於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中哈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中烏關於進一步發展和深化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和《中烏友好合作條約》以及《中吉關於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15 中國在提出與東南亞國家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同時，也提出願與東盟國家商談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16
另一方面，還要盡量避免通過經濟關系達到政治目的。在“新絲路”的建設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國家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比較高，如果我們由於經濟上的優勢而表現出政治上的強勢，就會影響“新絲路”建設的深入，甚至會導致一些國家因為政治關系上的敏感而對“新絲路”建設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面對一些涉及主權領土等敏感議題的政治問題，通過經濟施壓也很難有效果。所以在“新絲路”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既要注重政治關系，也要避免政治化，更要充分發揮經濟規律的作用。“新絲路”建設涉及國家多、領域廣、跨度大，相關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差別較大，科學恰當地處理好政治與經濟的關系至關重要。
從“對外開放”到“塑造開放”，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創造條件。2013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進出口總額達到3.87億美元。17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中國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在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中國既面臨著國內轉變增長方式、優化對外貿易結構、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金融市場波動、美元風險和人民幣國家化等傳統問題，也面臨著一些國家出於政治考慮而對中國對外開放的抵制和限制。在這種新的情況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能僅僅依靠國內層面的單方面放鬆限制，還必須主動為對外開放塑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使我國對外開放從“積極推進”階段發展到“自然融入”階段。“塑造開放”就是要理順開放的國際環境，包括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也包括打造經濟合作的核心國家和地區。中央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和“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准自由貿易區網絡”，18 正是適應了塑造對外開放環境的現實需要，而“新絲路”建設正是這一戰略部署的重大舉措。
推進“新絲路”建設需要規則構建
21世紀以來，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受阻、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挑戰﹔美歐積極推進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力圖控制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導權﹔我國周邊地區各種特惠貿易協定也在不斷出現，使得區域經濟關系進一步碎片化﹔中國在對外開放新階段，面臨的規則、標准限制和爭端越來越多。建設“新絲路”為中國推動更新國際合作機制和國際規則構建提供了機遇，研究制定有效的國際規則也為“新絲路”建設提供保証。中國作為“新絲路”建設倡議的發起國，應該在其中積極發揮領導作用，主動承擔創新合作機制、構建國際規則的責任。
借倡導絲綢之路之際，提出合作的主流思想和指導原則。“新絲路”相關國家發展水平差別比較大，利益需求也各有不同，將眾多國家協調在一起，必須有一個能夠保証合作順利推進以及參與各方都能接受的原則。上海合作組織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而東盟在引領東亞區域合作過程中，形成了照顧各方舒適度和柔性的“東盟方式”。“新絲路”建設也需要有一個能夠凝聚各方共識的主流思想，包括處理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原則、協調政治關系與經濟合作的原則、達成共識的規則、解決爭端的原則等。習近平主席指出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是“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19 中國可以在此基礎上，為“新絲路”建設研究提出更為具體的指導原則。
積極發揮領導作用，引領合作的規則制定與機制建設。在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的過程中，中國一直明確支持東盟發揮領導作用，其重要原因是避免因大國之間領導權競爭而影響區域合作的開展，也是為了避免一些中小國家對中國構建自己“勢力范圍”的擔心。現在情況已經不同，在建設“新絲路”的過程中，中國需要積極發揮領導作用。首先是因為“新絲路”是中國發起的合作倡議，地域跨度大，情況復雜，不可能寄希望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組織來幫助中國推動﹔其次，中國對“新絲路”有著自己的目標和預期，隻有中國引領合作進程，才能保証各項主張的落實﹔最后，作為亞洲東部地區最大的經濟體，隻有中國有能力承擔起“新絲路”建設的成本，也隻有中國具有將“新絲路”上不同國家通過經濟紐帶聯系在一起的實力。發揮領導作用，需要在“新絲路”的機制建設過程中，積極提出合作方案、確定行動准則、制定行業標准，也需要中國積極承擔相應的成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的建設是根本，中國需要對投資銀行的宗旨原則、成員構成模式、治理機制、投資標准、保障措施等進行深入的研究，提出可行方案，選拔優秀人才，並承擔最大的出資份額。
堅持包容兼顧原則，注重處理新老機制間的復雜關系。在“新絲路”涵蓋的區域，已經存在諸多政治經濟合作機制。在東歐、中亞地區已經建立有“俄白哈關稅同盟”，俄羅斯也在積極推動歐亞聯盟的建設，還有發展比較成熟的上海合作組織。在東南亞地區，中國已經與東盟建立起自由貿易區，而且東盟內部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建設相對比較完善，目前還有美國推進的TPP和中國推進的RCEP等。推進“新絲路”建設，需要處理好新機制與現有機制之間的關系，總的原則是尊重現有機制，包容兼顧、推陳出新。
結語
任何大國的發展都必須兼顧國內外的資源和市場。中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中國經濟融入並走向世界的過程。現在，中國對外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外部的政治經濟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經濟規則的制定，不僅能使中國在規則和秩序層面維護和保証自己在全球的利益，而且也滿足了國際社會希望中國在國際規則和秩序的重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需要。建設“新絲路”為中國推動更新國際合作機制和國際規則構建提供了機遇，研究制定有效的國際規則也為“新絲路”建設提供了保証。“新絲路”體現了中國整合與自己經濟聯系密切地區的嘗試，中國與“新絲路”相關國家是平等互利的合作關系，“新絲路”也不是圈佔勢力范圍。
不同時代的大國崛起，都需要創新出一種處理自己與其他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模式，歷史上英國採取殖民模式汲取財富，美國則是通過金融和貿易優勢建立起了“中心—邊緣”的依附模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和地區經濟的增長中心，也需要研究創新出一種新的模式，處理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顯然，英國的“殖民模式”和美國的“依附模式”都不可取也不現實，而符合中國崛起需求的新模式應該是什麼，需要中國在“新絲路”戰略構想的建設實踐中探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全球價值鏈時代國際規則制定與我國的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AGJ015）
注釋
①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xijinping/cf.htm。
②14 19習近平：《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9月8日。
③李克強：《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1月30日。
④16習近平：《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10月4日。
⑤李克強：《在第十六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0日。
⑥李克強：《推動中國—東盟長期友好互利合作戰略伙伴關系邁上新台階》，《人民日報》，2013年9月4日。
⑦趙龍躍：《中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問題與對策》，《學術前沿》，2012年12月上，總第16期。
⑧趙龍躍：《從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角度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問題與對策》，《國際貿易論壇》秋季號，2013年10月。
⑨《習近平同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舉行會談》，新華網，2013年9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7/c_117272640_2.htm。
⑩《習近平同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裡莫夫舉行會談》，新華網，2013年9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9/c_117295536.htm。
11彼得•莫吉亞斯：《中亞地區的俄中關系：合作還是競爭？》，《俄羅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50頁。
12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內容、前景、制約因素》，《俄羅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56頁。
13趙龍躍：《關注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研究的新動向——美國政治學學會2010年年會側記》，《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0月14日。
15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xijinping/cf.htm。
17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
18《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New Silk Road: From Strategic Concept to Realistic Rules
Zhao Longyu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ilk Road" is an initiative on comprehens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covering economic trade, financial investment, transportation and humanities.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oncept for strengthening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here the US advocates the "super-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have a hold on the rule-making power, fierc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further weakens the cohesiven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Russia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urasian union to consolidate its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the "New Silk Road" faces great challenges. It not only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 such as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 and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such as updating of concepts and making of rules, in order to shift from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toward "shaping the opening", make China's government-driven opening-up enter a new stage of "natural integration" into other economies, and create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open economy system.
Keywords: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Maritime Silk Road, regional cooperation
作者簡介
趙龍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國際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經濟治理、WTO與國際經濟談判、中美經貿關系。主要著作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職能》、《WTO與農業管理體制》、《國家主權與WTO》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