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中國夢是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想的形象表達，預示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征途。中國夢不能脫離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和實踐。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以多種形式傳達著對理想社會與人生的追求，它們是當代中國夢的深厚土壤。
史前時期，流傳有“女媧補天”“后羿射日”“精衛填海”等傳說。當時的主要矛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們夢想征服自然力，爭取人在自然和社會中的更大自由。雖然這些故事還有神話殘存，但整體上，夢想的實現卻是通過人們的雙手和實踐來獲得的，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
殷周以降，中華文明進入了重視禮樂制度的時期，它體現了文化的自覺，強調通過一定的禮制更好地調節社會關系，使社會政治進入有序的文明形態。西周到春秋中葉，《詩經》中的一些詩篇記載了當時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是勞動人民反抗壓迫、向往自由理想社會的歌唱。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社會主張，希望建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社會，對后世影響深遠。墨子呼喚當政者“尚賢事（使）能”，通過“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等尊敬厚待人才的辦法“聚賢”，做到“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使人們都享有同等仕進的機會和平等的權利。老子要求統治者“去甚，去奢，去泰”“以百姓心為心”，倡導“道法自然”，最終達到“玄同”的至治理想。
戰國中晚期，諸侯兼並愈烈，社會急劇變動，諸子思想呈現出相爭相融的活躍局面。孟子認為統治者不能“率獸而食人”，而應推行“王道”“仁政”，使百姓“養生喪死”都沒有后顧之憂，反映了“民貴君輕”的思想。庄子描繪的“至德之世”也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圖景，人們生活豐衣足食、無憂無慮，德性純朴敦厚，“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丑窮”。荀子對自然和人類社會規律有深刻洞察，認為社會的貧富取決於人們能否努力發展農業生產而減少浪費，人體的強弱取決於能否得到充足的給養和適時的鍛煉，吉凶禍福取決於人們的作為能否遵循自然規律。他希望建立一個井然有序、分工合理、各司其職的社會，通過健全的禮義制度來調節分配，以期實現“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的目的。
戰國至秦漢之際的《禮記·禮運》比較系統地展示了“大同”社會的理想藍圖，反映了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意願。“大同”與“小康”相對，一公一私。“大同”社會的標志是“大道之行”“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人人皆可得到自由發展，“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人人各盡其力，但不必為己。“大同”思想具有融會先秦諸子思想的特征，是對此前人們關於未來社會夢想的匯總和小結。
秦漢至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漸形成，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新的融合與統一的歷史時期。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反思公平與理想社會的關系問題，認為隻有建立在公平基礎上的社會，才是值得人們追求的幸福社會。漢初的陸賈向往順應自然、讓百姓自由生息的“至德之世”，《淮南子》描繪了“等貴賤”“強不掩弱，眾不暴寡”“公而不阿”“正而無私”的理想社會。這些思想對魏晉時期的阮籍、嵇康、陶淵明等都有直接的啟示。
宋明時期，封建社會進入后期，社會矛盾加劇，人們的理想也凸現出新的內容。北宋王小波、李順，南宋鐘相、楊幺，都打出了要求政治平等、經濟平均的旗號，“等貴賤，均貧富”是當時重要的行動綱領。在兩宋思想文化界，北宋王禹偁繼承“公天下”的思想，追求“仁君”“廉吏”“泰生民”的政治清明。關學創始人張載提出著名的“民胞物與”思想，具有平等博愛的思想傾向。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將“公天下”的理論論述得更加深刻。
清代思想家也重視探討“平治”天下的問題，如唐甄、顏元、李塨等。他們受《孟子》和《禮運》等的影響，結合具體的社會矛盾和時代問題，探索“制民恆產”的可能途徑和實施方案。這些“大同”理想在古代還屬於空想性質，卻凝聚了兩千多年來古人追求理想社會的美好願望和深邃智慧，不斷鼓舞人們反抗壓迫、消除黑暗、爭取光明。
總之，借鑒中國古代歷史上對美好社會與人生的理想追求，有助於加深對中國夢內涵與本質的理解。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