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劉國光
留蘇時期的劉國光
劉國光部分著作
劉國光部分著作
四月的北京，春光明媚。記者來到位於建國門內大街5號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一位曾經在經濟學界刮起“旋風”的經濟學大家如期相約。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
他年逾九旬，在經濟學領域辛勤耕耘六十余載，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信仰，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和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他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深切關注現實問題，被人稱為勇敢的馬克思主義戰士。
啟蒙：“知識，是引導人生走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劉國光的故鄉南京淪陷，這個十四歲的初中生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等地。
家園被佔，親人離散，何以解憂？唯有知識。在那段充滿離愁別恨的時光裡，李大釗的一句“知識，是引導人生走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成了劉國光的座右銘，書店因此成為他常去的地方。在那裡，他閱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張仲實的《社會科學教程》、沈致遠的《經濟學概論》等著作，從此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1938年，劉國光進入四川國立二中讀書，學校圖書館藏有多種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如飢似渴的他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時光，每天早起晚睡，勤奮鑽研，不肯懈怠。讀書之余，熱血的青年也不斷思考著祖國命運、救國之道。在這期間，他“邂逅”了一本影響其一生的書籍——《資本論》。
當時《資本論》尚未出版，但有很多介紹和解讀的通俗小冊子。讀完這些小冊子，一股強大的力量促使劉國光迫切想看到原著。待《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他立即買來認真閱讀。《資本論》猶如燈塔，為劉國光指明了人生之路，也使他堅定了“經濟救國”的志向。
1941年，劉國光以優異的成績被西南聯大錄取，並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經濟學專業。當時西南聯大的校舍全是一排排的土坯房，宿舍、教室的條件十分簡陋，但這裡聚集了全中國最出類拔萃的學者，在經濟系講課的老師有陳岱孫、徐毓枬、趙乃摶等。陳岱孫先生是西南聯大經濟系主任，主要講授西方經濟學﹔徐毓枬先生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國內第一個翻譯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學者。
大學期間學到許多西方經濟學知識，但劉國光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並未消減，先后讀完《資本論》的二、三卷，大學畢業論文更是選擇了以馬克思地租理論為主軸的題目，在趙乃摶教授的指導下，他融貫西、馬經濟學兩大理論派別，重點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這篇論文奠定了劉國光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不解之緣。
堅守：“計劃與市場相結合”
1946年，從西南聯大畢業后，劉國光報考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因家庭經濟情況有所變故，他轉往南開大學經濟系任助教，同時兼管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工作。這使得他有機會聽到諸多經濟學名家的專題講座，不僅開闊了學術視野，也為其日后從事經濟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1951年，國家選拔第一批留蘇研究生去莫斯科學習，劉國光便是其中之一。在隨后四年的時間裡，他在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認真學習，努力攻讀副博士學位。經歷了紛亂戰爭的劉國光，十分珍惜在蘇聯的求學機會，也時刻不忘建設祖國的重任。他每天很早起床，簡單吃點東西，便匆匆趕到列寧圖書館，經常一坐就是一整天。考慮到我國正進入經濟建設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劉國光便以此作為留蘇期間主要研究的方向。
雖然受到系統的計劃經濟理論的熏陶，但蘇聯經濟發展的現實也使劉國光開始思考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過去西方經濟學教育的知識儲備和解放前經濟生活的體驗，使他感覺到市場經濟還是有其秩序和較有活力的，但是也有重大缺陷。而蘇聯的計劃平衡體制方法雖然努力發揮有計劃、按比例的功能，並取得眾所周知的經濟建設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但是行政管理手段太多、太死。回國后，劉國光看到陳雲同志關於國家計劃與市場自由問題的一些闡述，頗為欣賞，內心也萌生了“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的想法。
“文革”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又被重新提起，劉國光順應改革潮流，提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思想。
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劉國光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趙人偉開始著手研究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並將合寫的《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一文報送中國社科院，接著提交給1979年4月間由薛暮橋和孫冶方領銜在無錫召開的“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該文突破了以往關於計劃與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相互排斥、不能結合的傳統認識，深入論証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導致的一種形式上的湊合，而是由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內在有機結合。這篇文章在當時引發各界的廣泛討論，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等機構的內部刊物以及幾家重要報刊先后全文刊載。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為此，劉國光撰文《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直指指令性計劃的弊端，遭到批評。然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等於以指令性計劃為主，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証明了劉國光的觀點。
關於計劃與市場孰輕孰重的爭論，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后仍持續不斷。經濟理論界有兩種很深刻的思想情結，一種是計劃經濟情結，一種是市場經濟情結。雙方都不否認對立面的存在，但非常執著地強調自己這一方的重要性。對此，劉國光提出“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
信仰：“馬學為體，西學為用”
二十多年來，我國市場經濟已取得了飛速發展，有成就，也有問題。關於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劉國光始終強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需要繼續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但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
面對近年來我國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劉國光率先提出在新形勢下應當重新審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認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是辯証統一的關系。
關於國企改革，他認為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形式，確保國有企業增值保值，謹防利益集團通過所有制結構轉移社會財富，進而影響社會福利。
劉國光提出這些觀點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支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馬克思主義信仰是他一生堅守的力量。
信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意味著放棄西方經濟學呢？答案早在1951年劉國光參加赴蘇留學選拔面試時便已給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隻能作為我們的借鑒與參考，二者之間的關系決不能顛倒與混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中也就包括著必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一點也是絕對不能動搖與改變的。”2005年，他在寫作后來引發一場“旋風”的《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時說，“西方經濟學隻能是參考、借鑒，而不能居於指導和主流地位。當然，馬克思主義具有開放性，凡是好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也可以吸收過來”。
他同意這樣的說法：“馬學為體，西學為用”。（本報記者 周曉菲）
人物名片
劉國光，1923年生，著名經濟學家，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