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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非OECD國家，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更多是來自於少兒撫養比下降影響，而非老年撫養比上升的推動。這預示著，人口老齡化影響收入分配的格局，具有階段性變化的規律。
人口老齡化和收入分配，是當代中國頗受關注的兩大現實問題。生育政策的嚴格推行，使我國生育率迅速下降並長期處於更替水平之下。我國在很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人口轉型，由“高、低、高”模式轉變為“低、低、低”模式，“少子化”和“老齡化”現象日益凸顯，甚至進入“超低生育陷阱”。
在收入分配領域，過去近20年的一個典型事實是：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依靠工資收入為生的普通百姓從經濟增長中分享的比例越來越少。這不僅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的有效提升，也給社會和諧穩定造成隱憂，並成為近年來頻發的工人群體事件的重要誘因之一。這一現象引發了社會各界普遍關注。有關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勞動者生活更加體面、更有尊嚴”等話題，屢屢成為政府公共政策的關鍵詞。
收入分配與人口因素緊密相關。這一議題的系統討論集中於20世紀70年代，Kuznets曾提出，高生育率往往會帶來收入水平下降。Bryan等學者強調，高生育率和人口增長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內在根源，快速的人口增長使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加重，勞動收入相對於資本、土地等要素的收入比重下降，從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Krueger強調，人口老齡化將改變資本和勞動要素報酬，使得工資報酬上升而資本回報率下降，進而影響整體國民收入分配。
從作用機理看，老齡化通過提高儲蓄能間接地促進資本集約，資本集約度提升則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在於，資本與勞動在生產函數中的相互關系。若兩者是互補關系，則資本集約度上升將提升勞動收入份額﹔若兩者是替代關系，則資本集約度上升將降低勞動收入份額﹔若兩者既非互補也非替代關系，則勞動收入份額與資本集約程度無關（見上圖）。
來自中國的數據和跨國經驗案例，驗証了人口老齡化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即少兒撫養比下降、老年撫養比上升以及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對於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具有顯著效應。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和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收入分配影響更多地為頂部老齡化 （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所推動，而底部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對收入分配雖有影響，但其作用空間變得十分狹窄。而對於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非OECD國家，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更多是來自於少兒撫養比下降影響，而非老年撫養比上升的推動。這預示著，人口老齡化影響收入分配的格局，具有階段性變化的規律。
根據中國人口形態，在可預期的未來幾年，我國少兒撫養比下降空間非常有限，而老年人口比重不斷累增。預計到21世紀30年代，我國人口老齡化將達到高峰，在此情形之下，倘若我國經濟形態其他因素未發生實質性變化，那麼可以預期，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或者低水平狀態將難有改觀。
上述分析對於反思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及其政策應對，具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考慮到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以及年輕人和老年人經濟行為差異之事實，應兼顧代際公平，在保障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前提下，通過財富資源的代際轉移改善收入分配，促進社會福利水平整體提升。
第二，適時調整生育政策，可考慮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這不僅可以平抑人口負增長的態勢，增加勞動年齡人口供給，還有助於延緩老齡化步伐，從而贏得時間和財富，以應對老齡化經濟社會的挑戰。
第三，鑒於當前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不復存在、人口紅利不斷衰減的情形，應創造一個更加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參與率。這樣，勞動者分享比例越高，資本報酬佔比則相對降低，國民收入分配將更加平等。
第四，在當前“資強勞弱”背景下，應加強勞動立法，提高勞動者議價能力，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這是對十八大所強調的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勞動者報酬要和生產率提高同步”的一種積極回應。
總之，順應人口發展階段要求並做出政策調整，不僅事關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事關已經老齡化的中國之未來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我國收入分配影響研究”（13CRK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老年人口增加少兒撫養比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