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文：建構新的國家思想形態

【摘要】由改革維新轉變為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孫中山思想的大轉變，也是其革命道路選擇的變更。在思維理論上，孫中山試圖把西方與中國的實際融突起來，以建構新的國家思想形態。精神在孫中山哲學理論思維邏輯中具有主導的地位，其哲學理論思維基本上屬於心體學的系統，可謂精神心體學。孫中山以“心為萬事之本源”的哲學理論思維為指導，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敗的原因，提出了“知易行難”的反命題“知難行易”。把知行納在知識論的范圍，並與精神和物質的演變過程相聯系，有其近代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革命 精神心體學 “知難行易” “心為萬事之本源”

【中圖分類號】 B25 【文獻標識碼】A

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曾上書李鴻章，主張改革變法。他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①模仿西法進行改革，發展經濟，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是富強治國的大經大本，歐洲富強的大本不完全在於船堅炮利，在於人、地、物、貨的才、利、用、流，若隻求船堅炮利，乃是舍本求末，是達不到國家富強的目標的。然而，孫中山的良言建議，並沒有被採納。

孫中山自述他在澳門行醫的時候，“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②他以為這是為國利民之事。這時，其思想停留在變法維新的層次，興中會亦“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朝悍然下詔，不許上書請願。和平的道路已走不通，“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③於是，便由改革維新轉變為革命推翻清政府。這既是孫中山思想的大轉變，亦是其道路選擇的變更。后成立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口號。在此革命綱領基礎上，他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作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價值目標。

精神與物質關系論

孫中山曾把改革變法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和大吏李鴻章等人身上，然而希望落空，隻能依靠自己力量及主體戰斗精神，奔走四方，組織革命團體，實行武裝起義，以推翻清政府。在思想理論上，孫中山基於其學醫的自然科學功底及對各國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的實地考察和感受，試圖把西方與中國的實際融突起來，以建構新的國家思想形態。

孫中山從物質與精神的融突關系中，來闡述其哲學理論思維。他認為精神與物質既相對又合一。“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④他體認到哲學是探索宇宙中物質與精神關系的，兩者相輔為用。譬如說人的五官百骸為體，屬物質﹔言語動作為用，屬精神。兩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為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⑤人若沒有精神，即無靈魂，就不是人類。他認為由於科學的進步，可以制造機器人，雖然在形象上與人無異，但他沒有精神靈魂，終究不是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為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⑥機器人雖然有人的五官百骸，而沒有精神，所以說精神非專恃物質，精神與物質相對相分。然就人類而言，官骸與精神相輔不分，體用一源，合而為一。

所謂“精神”，他說：“欲求精神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即為精神可矣。”⑦這個精神的定義太寬泛，而未真正揭示精神的本質，僅就物質相對而言精神。換言之，精神是由非物質來規定的，然非物質不等於精神。

孫中山以非物質即為精神，是要強調精神的度越性、獨立性，以便凸顯精神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譬如北伐，“自余觀之，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⑧以武昌革命為例，當時革命黨人與滿清的武器相差何啻一與千之比。但革命黨人敢以卵擊石，完全靠革命黨人的精神為之。武昌一役可証“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⑨的現實。日俄戰爭就兵力言，俄國數倍於日本，然日勝俄敗，日勝俄在精神。戰爭的戰略戰術、指揮藝術和官兵的精神狀態，能決定戰爭的以少勝多、以弱戰強。“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為現在軍人之精神。”⑩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

什麼是革命精神？他說：“智仁勇三者，即為軍人精神之要者，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11“智”是指聰明、有見識。軍人的“智”，“一別是非，二明利害，三識時勢，四知彼已”。12 “別是非”是講利於民則是，利於國則是，不利於民、不利於國則非。是非不明，便是無軍人的精神。“明利害”與別是非相因，軍人以利國利民為己責。利民者民亦利於你，害人者適以自害。明乎此，始可謂智，為革命之軍人。“識時勢”的“時”是指時機成熟與否，“勢”是指勢力的順逆，順勢用力易，逆勢用力難，乘時勢，無有不成功。軍人的任務是救國救民，建設新國家，而非擾民。“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人民以仁義為重，人民與我一體，利害與共。

所謂“仁”，軍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博愛之謂仁”，“博愛”指公愛而非私愛。仁的種類：“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國之仁。”13“救世之仁”即宗教家的仁，以犧牲為主義﹔“救人”即慈善家之仁，以樂善好施為事﹔救國為志士愛國之仁。軍人的仁，其目的在於救國。所謂國，包括三要素：一為領土﹔二為人民﹔三為主權。

所謂“勇”，“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14 孔子講“勇者不懼”，不懼為勇的特征。軍人的勇，“須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始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斗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15 勇的種類有發狉之勇，有血氣之勇，有無知之勇，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軍人之勇，在夫成仁取義，為大勇。一是長技能，熟悉武器和戰術﹔二是明生死。不明生死不能發揚勇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輕。”16 為革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孫中山以革命生死觀鼓勵革命軍人的勇氣，我死則中華民國生﹔揚不怕犧牲的精神，實現人之不死的價值。“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証劵及擔保也。”17 他強調精神的作用與功能，精神是革命成功的決定因素，物質武器是次要因素。但無一定的物質基礎，光有革命精神也不能成功。物質與精神必相輔為用。

孫中山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接受了其自然科學思想，如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及星雲說等，結合中國傳統公羊“三世說”，將宇宙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物質進化期、物種進化期、人類進化期。關於物質進化時期，他說：“元元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以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18 他用《周易•系辭傳》中的“易有太極”這一中國傳統哲學概念來釋義西方自然科學中的“以太”。在譚嗣同哲學理論思維邏輯結構中，“以太”是作為“寂然不動”、“一而不二”的“仁”的“所以通之具”，即托言以太的溝通一切的、最精微的、中介性的特性，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統攝起來。孫中山與譚嗣同的區別在於，以太不是作為所以通的工具，而是作為所以然的太極本身，賦太極以形而上性。由太極（以太）的運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聚而成元素，元素聚合而成物質，物質匯聚而成地球，這便是物質進化的過程，並認為當今太空中的眾多天體還在此進化之中。

孫中山認為，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出版以后，使進化之學大放光明，他亦依歸於進化，並以太極（以太）為其哲學理論基礎，由物質進化而進入物種進化時期。他說：“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19所謂“生元”，即元始的生命，孫中山解釋為細胞。他說：“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20即取生物元始之意。由生元而進化到人，按照物競天擇的進化原則，經漫長的優勝劣汰、新陳代謝過程，物種由微到顯、由簡到繁的演變過程，最終而成人類。

對於人類進化，孫中山認為，人類初出之時，與禽獸沒有什麼區別，“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21人類進化與物種進化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一以互助為原則，一以競爭為原則。以互助為原則的人類社會，社會國家是互助的根本本體，道德仁義是互助的作用、表現。國家順互助原則就昌盛，逆此原則就滅亡。

由物種而進人類，轉競爭為互助，才能建構文明和合社會。人類進化之目的，孫中山認為：“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蘇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22他把孔子和耶穌融突一起，說明人類普遍希望價值理想世界是一個化痛苦為極樂、轉塵世為天堂的世界。

從物質進化——物種進化——人類進化的演變，進化的原則也隨之而變化。人類進化之所以以互助為原則，而非以物種進化的競爭為原則，是因為人是有人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而非禽獸。然而一些學者未能與時偕行，仍以物種進化的物競天擇為原則來觀察社會，“而學者多以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段，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23人的思想觀念，換言之“精神”，往往落后於進化，由此可以得知“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精神的智慧既度越物質，而又支配物質。雖然精神與物質可相輔為用，但精神並非專恃物質，而可獨立存在，這就凸顯了精神在孫中山哲學理論思維邏輯中的主導地位。之所以強調、突出精神的作用和價值，是其軍事實力、群眾基礎與其革命目標之間的沖突所致。孫中山並沒有多少軍事實力，又無廣大群眾基礎，而隻得求助於革命精神，發揚主體戰斗精神，以實現其革命目標。

心為萬事之本源

孫中山用“生元”這一創新的概念，來陳述細胞為生命起始的價值。不過他對細胞的體認，已度越了能變異、能分裂的生物限度，而賦予有知覺靈明的精神性存在。他說：“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24 “生元”是精微奧秘、神妙莫測的存在﹔是人的思維不可到達的、“不可思議”的境域﹔是有知覺靈明、動作思為、主意計劃的有意志的精神性存在﹔是人性聰明知覺之發的存在。這是孫中山對生元內涵、性質的規定。

“生元”作為有意志的精神性的存在，它不僅是生命的起始，而且具有先驗性。孫中山將其與孟子的良知良能相比擬。他說：“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裡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辟一新天地。”25 生元之知、之能，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自從發現“生元有知”的理論以后，哲學家所不能明白的，科學家所不能解釋的，進化論者所不能通達的，心理學家所不能說明的，便可由“生元有知”論豁然貫通，而開出新天地。

“生元有知”作為天地萬物的生命起始，而先驗地賦予其良知良能﹔“生元之結聚於人身各部”，26 包括能思之心。他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27 人是心的器皿，國家是人的積聚，國家政治是一群人的心理現象。換言之，人、國家、國家政治都受心的制約，由心來決定。

基於他對心的這種決定性的價值體認，他說：“是故政治的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28他把國家政治的興盛與腐敗、清王朝能否被推翻、民國建設成功與否等統統歸結為人心的振與靡，隻要“吾心”的信念與意志認為可行的，即使有移山填海的艱難，也有成功之日。“吾心”認為不可行的，即使像反掌那樣容易，亦沒有收效的日子。由此，他得出結論，心為“萬事之本源”。“人心就是立國大根本”，清朝亡於此，民國成於此。這就是說，心是萬事萬物最終的根源，即其形而上本體，萬事萬物都由心來主宰。

從心為萬事本源出發，孫中山認為，“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有志竟成”，“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30“吾心”的意志、精神可以決定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大事業能否成功。盡管孫中山這裡說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但他並不否定群體之心的作用。譬如政治的隆污，系於人心之振靡，即意蘊民心的向背。如發展實業（工業），“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31若能做到萬眾一心，必先奠基於方寸之心。他說：“要做革命事業，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32由己及萬眾，萬眾才能一心。“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33萬眾一心，一統思想、意志，必須從每人心上去舊更新，以完成良心上的建設，才能完成建立中華民國的大事業。

如何完成良心上的建設？孫中山認為宣誓是一統思想、意志的一種形式。“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34正心誠意地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經過這樣宣誓典禮，乃得享民國國民的權利。有人視中國如盤散沙，人心渙散，要進行革命建設，首要是心理建設，若人心不能正心誠意，人力不能凝聚，革命就不能成功。這就是孫中山之所以講“心也者，萬物之本源”的根據所在，心就成為萬物之所以然的本源。

孫中山首先宣誓。誓曰：“孫文正心誠意，當眾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為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於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35宣誓是萬眾一心的一種形式，真正做到萬眾一心，正心誠意，其內容在於發揚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並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以培養民眾的良心，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奮中華民族精神。據載，俄國革命家問孫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中山答復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36他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地上，以求中華文化道德精神的復興。由韓愈提出“道統”論，宋明理學家繼承之，自謂繼堯舜而至於孔孟的絕學，孫中山略孟子，亦謂繼承這一正統思想，可見他對於宋明理學家的思想是基本贊同的。

孫中山認為，“隻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37譬如革自私自利之心、金錢主義之心、求官之心等，而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八德”。為什麼要講中國固有道德，因為“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38就“忠”而言，民國不是忠君，而是“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39這裡予“忠”以新詮釋，賦予其新內涵。孝是中國傳統倫理之根本，“《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40孝不能不要，“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41“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墨子講兼愛，耶穌講博愛。中國古代政治家講“愛民如子”、“仁民愛物”。

孫中山極為看重信義。中國是既講誠信，又講道義的。“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朋友，都是講信的。”42愛和平是中國極好的道德，“隻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43又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44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種民族道德精神，是心理建設的重要措施，是建設中華民國的需求。

為振興中華民族精神，除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精神外，還要學習歐美等國的長處，以使我國能與歐美並駕齊驅。在學習過程中，他以三民主義的立場觀點，以中解西。他說：“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眾，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似博愛也者。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45在中西文化道德思想比較中，能比較真切地體認到其差異。為消除這種差異，他認為其三民主義建設，可以與博愛、平等、自由相比擬，民族主義以自由為價值目標，民權主義以平等為價值目標，民生主義以博愛為價值目標。“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46不僅政治上謀民權平等，而且社會上謀經濟平等。孫中山為實現其價值目標，可謂鞠躬盡瘁。

從“生元有知”到心為萬事之本源，孫中山的哲學理論思維形而上學，基本上屬於心體學的系統，可謂精神心體學。

知難行易論

孫中山以心為萬事之本源的哲學理論思維為指導，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敗（包括辛亥革命）的原因，體認到革命的踐行與革命的認知，並不是傳統思想中所說“知易行難”的關系。他認為《尚書•說命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論說，影響深遠，造成對革命事業的損害。他說：“夫革命黨的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47革命黨人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心理，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必須破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大敵。“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敢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48如此，才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49於是，他提出了與“知易行難”的反命題“知難行易”說。

孫中山對於“知難行易”的思議，是從革命實踐中得來。開始時對“行之惟艱”，信而無疑。繼思要打破此難關，便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鼓勵同人，久而久之，仍存畏難之心。於是就專事研究“知易行難”問題，終於豁然有得。他說：“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証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50為証明其“知難行易”之說的正確性、合理性，他用百姓日用生活活動中的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筑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為証，便可推翻“行難知易”說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

孫中山之所以不憚其煩地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51他把中國近代落后、腐敗、積弱等待斃情境，歸之於知易行難，而要以“知難行易”來救中國。於是他賦予知行以新內涵、新思維、新關系、新價值，而具有現代性。

就“知”而言，他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52為什麼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要先認知？這是為了避免錯誤、費時失事，所以由人的認知的意象感性認識，進而到條理的理性認識，再制訂出計劃，然后用工夫去做，就能完成精妙浩大的工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53如果由科學邏輯，以求得真知，行有何難！中國其時之所以尚未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境內有他國的租界，中國的治權、海關握於外國人之手，就在於知難。日本維新之初，其當時的知識學問，還遠不如中國，“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為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54日本不過用了50年，便成為強盛之國。孫中山認為如能毅然打破知易行難的迷信，“奮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55他把“知”的概念與國民革命的實踐聯系起來，而賦予其新內涵、新價值。

孫中山的“知”，主要是指革命知識、建設知識以及自然科學知識等方面。他所謂的“行”，是指“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56不知而行，意蘊從行中獲得知，譬如生徒的習練，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所欲能﹔科學家的試驗，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探索家的探索，是行其所不知以求有新發現﹔偉人杰士的冒險，是行其所不知以建立其功業。此四種人的實踐活動，盡管其活動即行的目的、性質、功用不同，但其價值都是從不知中，通過踐行的主體活動而獲得新能力、新知識、新發現、新功業，而促進人類的進化、文明的動機，國家的富強。由此可知，盡管孫中山倡導知難行易，但他並不忽視行的價值與意義。在這裡，孫中山講了先行后知，其實，他講先行后知，是為了証明知難。

基於對知行的體認，他認為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知行是交互並進的，它體現了知行進化的階段性。“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后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后，為知而后行之時期。”57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既表明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又說明知行之間進化的關系。這就是說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知與行始終相依不離，無論是不知而行，知易行難，還是知而后行，知難行易，隻不過是一個知行先后、知行難易的話題﹔換言之，猶朱熹所說的“致知力行，論其先后，固當以致知為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58即知先行后，知輕行重的話題。隻不過孫中山將其放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來論述，而賦予其新義，並構成了行（不知而行）——知（行而后知）——行（知而后行）的過程，這個進程基本上符合人類認知的發展。孫中山認為，歐美等國由於沒有知易行難等思維定勢的障礙，便由草昧而直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時期，得以有今日突飛的進步，從而跨越了由“文明再進文明”的行而后知的階段。

孫中山認為，由於自然科學的發明，人類始能進於知而后行的第三時期的進化。人們的真知特識是與科學相聯系的。他說：“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59科學是可經驗世界的實証理性的世界觀。孫中山認為科學是能實証的，便舉中國習以天圓地方、天動地靜以及養子為螟蛉等相襲數千年的思想見識，都是誤識謬見。隻有到了科學發明后，人類才獲得真知特識。然而，從實証的視閾來觀，有可實証的知識，但也有未經實証的科學預見，亦有不可實証的價值理想等。把科學之外的知識，都說成是非真知識，就把知識所包含的內涵狹隘化了。

在孫中山的思維裡，是把“知”與“智”分開的。如果知識主要指科學的實証知識，那麼，“智”主要指智慧。前者舍科學之外的知識為非真知識，是狹義的知識，后者則“智之范圍甚廣，宇宙之范圍皆為智之范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即於老朽頹唐，靈明日錮，是以智之反面，則為蠢為愚”。60“智”相對於蠢愚而言，智識隨事物的發展而進增，否則就會變為老朽頑固。“智”范圍廣大，宇宙范圍之內的都是其所包含的對象。“知”與“智”分殊，基於這個體認，他認為認知宇宙萬事萬物的方法也二分：“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61一是在觀察科學實驗中獲得知識，一是在邏輯判斷中獲得智慧，前者是可實証的，后者一般是不可實証的。但兩者亦是相輔相成的，“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62有了大覺悟，便可推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立中華民國。

孫中山囿於傳統的觀點，他把人的覺悟分為三系：“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后知后覺者，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筑也。”63能創造發明的人是先知先覺者，能仿效實行的是后知后覺者，從事勞力的是不知不覺者，三者相需為用，才能完成一大工程。隻有先知先覺的發明家，而無后知后覺的鼓吹家以為知之易而不效法，以為行難而不推行，那麼，不知不覺的實行家也就不能竭力去完成，也就做不成大工程。孫中山雖把人分為三系，但也看到三種人各有其用，缺一不可，隻有三者合力，才能使創造發明轉化為現實的成果。

由於發明家、鼓吹家、實行家的社會分工的差分，被孫中山視為知行的差分。他舉建筑學為例說，先繪圖設計，后從事建筑，這是知而后行。譬如“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繪圖設計者，為外國之工師，而結垣架棟者，為中國之苦力。是知之者為外國工師，而行之者為中國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64在表面上看，似乎工程師容易，而施工者胼手胝足很難，其實工程師設計用盡心機，又需具備各種知識，是知難行易。在科學愈來愈發達的時代，這種分工愈來愈顯明，知行的分工亦愈來愈遠。於是他批評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雖用心良苦，但“其說與真理背馳”。“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65盡管在科學文明愈來愈發達的當下，確不需要“知行合一”兼於一身，然而，科學家既是科學原理的發明者，亦是科學實驗的參與者，可兼知行於一身。當然科學的實驗可以是一個團隊。若把社會分工簡單等同於知行分任，把知行的分任固定化、絕對化，也有其弊病。知行既有分任，亦相資為用，不可分離。若以知行分任的實行者為不知不覺者，則有忽視人民群眾革命覺悟和革命力量之弊。

知行話題，在中國哲學思想演變過程中，論爭不斷。或講知識與實踐的關系，或指倫理道德的遵守與實行，或論科學的知識與實驗，或說革命精神與革命行為等。就中國古代哲學思維而言，知行主要是指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系，雖涉及知識論話題，但非主導，孫中山把知行納在知識論的范圍，並與精神和物質的演變過程相聯系，有其近代意義和價值。

孫中山積極向西方學習，探索西方為什麼發展進步，中國為什麼落后挨打，除了政治的、制度的、經濟的、文化的原因之外，他從“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的視閾來論述，從理論思維層面予以揭示，可謂別開生面。他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盡量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提出自己的主張，盡管有些主張過於理想化，但寄托了他的價值理想，體現其救國救民的願望。他為中華民族的存亡而憂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擔當，為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發展而致思，為推翻專制的清政府、建立民主的中華民國而盡瘁，這種精神是值得大大肯定的。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05AZX003）

注釋

①《上李鴻章書》，《歷年書牘函電》，《孫中山全集》第4冊，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7年，第2頁。以下《孫中山全集》均採用三民公司1927年版本。

②③《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4冊，第2、5頁。

④∼17 60《軍人精神教育》，《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299、299、299∼300、298、300、301、305、305、306、314、325、325、331、332、306頁。

18∼27 30 31 33 34 35《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50、51、5∼6、51、51、52、6、6、6、77∼78、97、96、78、78、78∼79頁。

28《孫文學說•自序》，《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3頁。另見《心理建設自序》，《序文》，《孫中山全集》第4冊，第7頁。

29《宣傳主義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115頁。

32《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482頁。

36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2頁。

37《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129頁。

38∼44《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冊，第88、89、89、89、90、92、93頁。

45《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7頁。

46《與戴季陶氏社會問題之談話》，《歷年演講錄》，《孫中山全集》第3冊，第30頁。

47 48 49《心理建設•自序》，《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7、8、8頁。

50∼57 59 63 64 65《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1∼2、55、62∼63、61、60、60、89、57、57、59、37、55頁。

58《答程正思》，《朱熹集》卷50，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頁。

61 62《民權主義第一講》，《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冊，第5、10頁。

Establishing a New Form of National Thought

—On Dr. Sun Yatsen's View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Zhang Liwen

Abstract: A great change in Dr. Sun Yatsen's thought is from advocating reform to pursuing the overthrow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rough revolution, which is also a change of his revolutionary road. At the theoretical and thinking levels, Dr. Sun Yatsen tries to integrate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China's practi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form of national thought. Spiri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e thinking logic of Dr. Sun Yatsen's philosophic theory. The thinking of his philosophic theory basically belongs to the system of the science of thinking and can be called the spiritual thinking study. He took as the guide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that "thinking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reflected on the causes of the repeated failures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and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it is easier done than said", as opposed to "i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It is of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modern history to includ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he scope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relate them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interactions.

Keywords: revolution, spiritual thinking study, "it is easier done than said", "thinking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