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與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中國經濟已經告別高速增長的“舊常態”，步入到向中高速過渡的“新常態”。這種判斷之所以成立，不僅僅在於世界經濟在全球經濟危機之后步入了“新常態”，更在於中國經濟近期出現的幾大典型事實的佐証：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的過程中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同時就業水平卻沒有出現惡化，這一典型事實証明了中國GDP回落並非短期周期波動的產物，而是階段性潛在GDP增速回落的產物﹔二是在外貿增速和貿易順差增速大幅度回落過程中，制造業和貿易品出現蕭條，但服務業與非貿易品卻依然保持相對強勁的發展勢頭，這一典型事實証明在外部不平衡逆轉的引導下，中國經濟內部結構正發生巨大的革命性變化﹔三是在整體經濟景氣下滑的過程中，“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導致勞動力成本並沒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斷蔓延中保持較高的增速，這一典型事實說明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源泉已經發生變異﹔四是在微觀領域持續出現“融資難”“貸款難”和“融資期限錯配”等問題的同時，金融領域的宏觀流動性卻持續攀升﹔在實體經濟利潤持續下滑的同時，金融機構的財務績效卻保持高位增長，這一典型事實說明中國金融錯配風險依然處於全面釋放與緩解的前夜。
由上可知，中國經濟“新常態”在本質上是一個從傳統的穩態增長向新的穩態增長邁進的“大過渡時期”，它與發達國家“新常態”近年來所言的“危機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具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表現在：一是，它不是一個重返危機前繁榮狀態的恢復過程，而是在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新的發揮源泉的過渡過程﹔二是，它是一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的過程，而不是馬上就要步入新的穩態增長路徑，因此它不是一個增速不變的常態，而是一個增速變化的常態﹔三是，它不僅是一個“去杠杆”“去產能”的危機救助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結構問題在不斷凸顯中得到重構的過程，一個風險在不斷暴露中得到緩釋的過程，因此中國“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四是，它不僅是房地產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貨周期以及固定投資周期疊加的產物，同時也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產物，因此中國“新常態”更具有復雜性﹔五是，它不僅是一個外部經濟結構失衡與金融結構失衡的調整過程，更是一個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與宏觀治理系統之間失衡的改革與大重構過程，因此中國“新常態”結構性改革的主題不是發達國家的局部調整，而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如何駕馭這種“新常態”，不僅要求我們超越傳統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框架，同時也要求我們超越發達國家流行的后危機治理理論和政策框架。
一要打破凱恩斯主義教條，拋棄“隻要經濟下滑，就採取逆周期的需求刺激政策”的傳統觀念，將“新常態”時期宏觀政策框架的理論基礎從傳統的逆周期刺激理論轉向新結構改革理論。按照凱恩斯主義教條，隻要經濟下滑，最好的方法就是啟動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總需求的刺激。但這種教條忽視了凱恩斯逆周期刺激理論成立的基礎，即經濟下滑的核心因素是周期的短期波動。如果經濟回落的核心因素是結構性的，是由於全要素生產率、生產要素供給逆轉等因素引起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而導致的，那麼簡單採取逆周期的調整方法不僅不能防止經濟增速的持續回落，反而會成為經濟波動和經濟扭曲的新源泉。這也是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在下滑中波動加劇的核心原因之一。因為結構性問題引起的潛在增速的趨勢性下滑需要啟動結構性改革政策，通過制度調整、結構優化、要素重構來構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這決定了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中國“新常態”時期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政策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而建立在新潛在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結構理論基礎上的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當前必然的選擇。
二要超越新古典主義教條，通過強調主動有為、底線管理、“微調”與“預調”，避免陷入“無為而治”的陷阱之中。“新常態”時期的增速下滑很大程度是由於結構性因素導致的趨勢性下滑，因此應當避免凱恩斯主義全面寬鬆的強刺激。這種觀念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很多學者卻將這個邏輯極端化，把中國經濟下滑完全歸結到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之上，主張通過不刺激的“無為而治”來實現市場的自我調節，避免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成為“搗亂之手”。這種觀點忽視了中國經濟下滑雖然主導因素是階段性的結構因素，但短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也不能忽視。按照目前的計量測算，中國經濟增速回落70%多是結構性的，但依然有20%是周期性的，同時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具有較大的易變性。這種特性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新常態”時期既不能簡單跟隨凱恩斯主義，也不能盲從於新古典主義。因此，如何區分經濟增速下滑的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就是中國“新常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定位面臨的最大難題。新結構改革理論表明，在一個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都存在易變性的時期，區分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最好的辦法就是底線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業底線和通脹底線，另一方面要守住風險底線。因為沒有明顯的失業、沒有普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局部風險不演化為系統性風險，是經濟在潛在水平附近相對健康運行的標志和顯示器。抓住這些底線，在很大程度上就抓住了宏觀經濟潛在水平的大致區間和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所以在“新常態”時期，中國宏觀調控的方法論一方面需要強調在面對趨勢性回落過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地啟動刺激政策來治理結構性的回落，但另一方面還需要強調“主動作為、底線管理、區間調控”，在經濟可能觸及底線時，主動採取“微刺激”，並及時“微調”與“預調”。
三要在結構性改革中超越“華盛頓共識”與“休克療法”教條，在強化市場化制度改革的同時，強化轉型秩序的重要性。全面結構性改革是重構經濟增長動力和市場活力的核心，這是“新常態”時期的第二個共識。這個共識使很多學者採取了拿來主義，將上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提供的結構性改革藥方教條化，把華盛頓共識與休克療法中的“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和“快速宏觀平衡”轉化為中國版的“快速去國有化”“快速去管制化”和“不刺激”，認為中國結構性改革要成功不僅要拋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刺激政策，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上述方式和手段來重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完全拋棄政府和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但這種“洋教條”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過去30年很多轉型國家的實踐証明了華盛頓共識與休克療法在結構改革中的失敗，証明了沒有法治有為的強政府，公平統一的大市場也是無法建立的，証明了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依然是轉型的關鍵。因此，在“新常態”時期，中國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應當是通過“公平統一的大市場”來克服市場碎片化的難題，通過“低度廣泛的大福利”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四要一方面在結構性趨勢下滑面前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和定力，另一方面在短期大幅度波動面前強化“底線管理”的重要性，在戰術上將“微調”與“預調”常態化。在“新常態”框架中，由於潛在增長速度既有趨勢性的下滑，也有短期沖擊下的波動，因此短期合意的增長速度是難以先驗判斷的，需要在不斷試錯中進行探索。這也決定了我們隻能通過各種宏觀先行參數和一致參數來大致判斷經濟增長的合意區間，通過政策小幅調整帶來的宏觀反應來判斷政策方向的對錯。因此，大刺激與大緊縮在“新常態”時期將很少啟用，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調”與“預調”將常態化。
五要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在“舊常態”下，宏觀經濟是政府調控的對象，政府的核心功能就是選擇政策工具來調節市場，調控者與被調控者是嚴格對立和分離的。但在“新常態”下，由於結構性問題不僅融合在宏觀經濟運行體系之中，同時也大量侵蝕在調控主體之中，因此，在這種大改革時期，傳統工具的重構和創新將是經濟運行的重要保証。
六要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利用宏觀審慎監管彌補傳統貨幣政策的缺口。本輪世界金融危機帶來的最大宏觀政策理論創新，就是認識到傳統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必須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作為宏觀調控的第三隻手。對於中國目前杠杆率過高、金融風險持續攀升、房地產泡沫可能逆轉的環境中，強化宏觀審慎監管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七要突破宏觀調控僅專注於總量調整，強化“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精准發力”。體制的轉換導致總量調控渠道堵塞，按照傳統的總量取向調控方式進行宏觀經濟政策的組合，不僅不能達到調整總量的目標，反而會加劇結構問題和深層次風險。因此，在大過渡期必須強化“定向寬鬆”與“定向收緊”相組合的結構政策。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目前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健的基礎上，對“三農”和小微企業進行定量寬鬆，對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進行定向緊縮。
八要強化綜合治理導向。在“舊常態”中，由於經濟與社會、宏觀與微觀運行都比較平穩，因此每個領域的政策工具與目標是各自匹配、各自獨立實施的。但這種模式在“新常態”下將面臨巨大挑戰，因為社會、經濟、宏觀、微觀的制度基礎和運行體系都面臨重大調整，都將出現強烈的外部性，因此單一領域的工具對應單一的目標是無法達到預期目標的，全面改革與全面調整就需要各領域的多種工具相互配合，進行綜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