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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教育50年暨首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上，“中華民國新聞史”課題組宣布將編纂我國首部《中華民國新聞史》。消息傳出，立刻引起新聞界和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專家稱，這將填補我國斷代新聞史系列的空白，從而形成完整的中國斷代新聞史成果鏈條，這無論是對於新聞史研究還是民國史研究，都是一件大事。
《中華民國新聞史》的編纂進程如何？編纂民國新聞史有何意義？民國新聞事業對當今新聞發展有何啟示？記者就此話題採訪了“中華民國新聞史”首席專家、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倪延年。
為新聞史補白
“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組是由南京師范大學牽頭，聯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京大學和新華通訊社等國內近十所高校和機構組建的。倪延年說，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不同的角度，其中最主要的是通史角度和斷代史角度，就斷代史而言，我國已出版了先秦、唐、宋、明、清等不同朝代的斷代新聞史專著，卻沒有元朝新聞史和民國新聞史的專門著作。“在女真人的統治下，元朝的史書大多是用蒙古族文字寫的，留下的文獻甚少。相對而言，民國時期的豐富文獻，是新聞史研究的富礦。”民國新聞史的時間劃分是從1912年到1949年，其年代跨度雖然不長，卻是新聞史研究的重要一環。
在首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上，課題組收到了62篇論文，經過篩選，課題組將其中46篇編纂成集，於5月初出版了35萬字集刊《民國新聞史研究（2014）》。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方漢奇教授稱：“這是國內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體亮相。”按照計劃，課題組將在2016年底出版10本中華民國新聞專題史，並在此基礎上，在2018年前，出版國內首部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
在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程曼麗看來，研究中華民國新聞史還應注意這幾個問題：首先，要具備宏觀視野，將斷代史與前、后或其他相關歷史建立聯系﹔其次，民國新聞發展線索復雜多變，所以在記述這段歷史尤其是涉及業務層面、技術層面問題的時候，要思考如何把這種歷史的復雜性反映出來。
始終遵循規律
“通過梳理民國新聞史，我們可以從中找出新聞事業發展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對當今新聞事業的發展很有借鑒意義，新聞必須適應社會需要、符合公眾利益就是其中之一。”倪延年說。
通過研究民國新聞史，不難發現，“群眾性”一直是中共中央堅持的辦報原則。例如，20世紀40年代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解放日報》從一開始就自覺地踐行“群眾性”原則，把群眾當作教育的對象、反映的對象和學習的對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潤澤通過研究認為，群眾性原則的運用，使得黨報的傳播效果大為提升。在邊區，隨著中共對教育的普及和文盲的減少，當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登上報紙，以及遍布各地區的通訊員文稿登上報紙時，這種輻射效應是生動和直接的，其傳播也是積極和深入的。有這樣一段記錄，“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從中央到各基層單位都派出通訊員到清涼山下的一個石窯去領報紙，五六點鐘，領報的通訊員們便帶回泛著油墨香的報紙，一時間，他們成了最受歡迎的人。”
守住真實的底線
研究民國新聞史，對當今新聞發展有何借鑒意義？
在這個問題上，倪延年反復強調的是“新聞的真實性”。他進一步指出，新聞是一個產品，其真實性會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守住新聞真實是每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在這方面，民國初年的名記者，已樹立了榜樣：
被譽為“報界奇才”的黃遠生，認為新聞職業事關重大，從業者需具有相應資格才能勝任。他提出記者應具備“四能”的素質：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意思是說，腦子要活，要快﹔要勤於跑動，沒有實踐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還要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同時文章要具有耐讀性才可以吸引受眾。黃遠生是這樣提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廣泛接觸社會，深入調查採訪，客觀公正寫作，其新聞文章被稱為“民國初年政治斗爭的實錄”“將來有人要研究民國初年的政治、歷史，恐怕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材料了”。這是對一個忠於職守的新聞記者的極高贊譽。
“新聞記者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這既可以說是衡量新聞記者是否合格的最低標准，也可以說是最高標准。1911年任《漢民日報》主筆的邵飄萍看穿了袁世凱“共和其名，專政其實”的本質，常發評論提醒國人。后雖幾經被當局逮捕入獄，仍不改辦報初心，其自辦的新聞編譯社，以“消息最靈，記載最確，信用昭著”譽滿京城。
還有范長江等一大批記者，他們以真實報道事實作為自己的行為准則，不但以記者的眼光看待新聞事實，而且以歷史學家的目光審視新聞事實，他們的新聞報道不再是易碎品，而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在歷史長河中永放光彩，這一點值得今天的新聞工作者反思借鑒。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必須維護社會利益，遵循新聞規律，實事求是地報道，努力反映歷史發展的趨勢，反映歷史運動的深刻變革。（本報記者 鄭晉鳴 本報通訊員 南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