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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道子繪孔子像
圖為記載“孔子遺說”的重要文獻之一——《孔子家語》 資料圖片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六經之教與孔子遺說”負責人、孔子研究院院長
任何學術問題的探討都應首先解決資料問題，孔子儒學的研究也不例外，資料問題尤為重要。由孔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所決定，對孔子思想的認識直接關系到對中國儒學與傳統文化的評價與態度。而從根本上說，人們對孔子褒貶不一，是源於對“孔子遺說”的不同認識與理解。
“孔子遺說”需要認真研究
現存孔子言論的直接材料，可以用“孔子遺說”加以概括。所謂“孔子遺說”，即孔子生前所留存下來的言論。例如，《論語》和《孔子家語》都是孔子及其弟子以及時人的言論集。孔子“述而不作”，但其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培養了大批弟子。孔子言論以“子曰”“孔子雲”“子言之”之類的形式，賴孔門弟子整理得以流傳下來。
“孔子遺說”是中國儒學研究的基礎，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關鍵，但歷來研究者多，分歧也極大，其間還存在許多不正確的認識。長期以來盛行的疑古思潮，從懷疑古史到懷疑古書，很多古籍被打入“偽書”行列，多數典籍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后置，不少珍貴材料被“武斷地加以剔除”。經過疑古學者的剝離，與孔子有關或可信資料“似乎隻有《論語》一書了”，更為極端者，甚至《論語》也受到了懷疑。
經歷歷史跌宕之后，多數學者的認識趨向理性、平實。但在具體研究中，相關資料缺乏、單一，難以把握。有感於此，有學者多方收集孔子言行事跡資料，例如，清人孫星衍輯有《孔子集語》，今人郭沂有《孔子集語校補》﹔復旦大學姜義華、張榮華、吳根梁編有《孔子——周秦漢晉文獻集》﹔曲阜師范大學李啟謙、駱承烈、王式倫合編《孔子資料匯編》。
近年來，大批戰國、秦漢時代的地下文獻問世，帶來大量關於孔子、孔門弟子及早期儒學的新資料，也“激活”了許多久已被忽視的傳世文獻。因此，以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相結合，從探討孔子與六經之關系入手，系統闡發蘊涵其中的教化學說，並深入探討“孔子遺說”的形成及其歷史價值很有必要。
“孔子遺說”的形成與整理
“孔子遺說”由孔門弟子記錄，於孔子去世后纂輯而成。據《禮記·文王世子》，周代有“乞言”傳統，特為重視長老耆宿們的善言嘉語。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當時君臣、大夫名士尤其孔門弟子格外重視孔子的言論。孔子一生都與弟子們相伴，孔門弟子崇敬孔子，也最了解孔子，他們習聞、珍視進而記錄了孔子的許多日常言論。
其最典型的材料見於《論語·衛靈公》。子張聞孔子講做人要“言忠信，行篤敬”之言，馬上將老師之言書寫、記錄在衣帶上，可見其珍重之意態。相關材料還大量見於《孔子家語》，如《入官》篇子張“退而記之”，《論禮》篇子夏“敢不記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記之”等，以及孔子多次提示弟子“識之”“志之”等。據《孔子家語》，孔子晚年講論時，就有弟子輪流加以筆錄。
當然，“孔子遺說”形成系統，進而流傳下來，有一個集中纂輯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肇端於孔子歿后孔門弟子間的“分化”。弟子們稟性不同，對孔子所講內容的接受、體會自然各異﹔孔子施教也往往因材而異，不拘一格，以致弟子們或“皆有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孔子去世后，弟子們游走四方，設帳授徒，必然稱揚和發揮孔子學說，無形中又強化了這一趨向。
孔子弟子眾多，又各有所記，孔子遺說必是豐富乃至龐雜，這便亟須能力、地位、影響足以服眾者出面主持、領纂。符合這般條件的大概可舉出子貢、有若、曾子等人，他們都是孔子身后很有影響的弟子。但其中地位更特殊、對孔子學說理解更深的當屬曾子。孔子去世后，曾子為群倫推重，孔子嫡孫子思也從而問學，曾子應是纂輯“孔子遺說”的前期召集人和主持者。
纂輯“孔子遺說”，絕非短期完成。曾子以后，主持其事者必為子思。《孔叢子·公儀》記子思之言說：“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他整理“孔子遺說”，堅信所記實得孔子本意。
近年來，新出簡帛中多有關於“孔子遺說”的相關資料。其中，上博竹書《從政》篇與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屢次出現“聞之曰”。我們認為，所謂“聞之曰”，即是聞之於孔子如何如何，相當於“子曰”。而“聞之”的主體應是子思，這一特殊的語式質朴地反映出所記遺說的來源以及子思與孔子的特殊關系，從而也反証這些言語資料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當然，隨著文獻的傳流、播衍，孔子言論更多地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等形式呈現。所有這些遺說，除少量為后世諸子假托外，絕大多數系由孔子弟子記錄，曾子、子思纂輯而成、傳流而來。
如何對待“孔子遺說”
第一，充分估量、正確理解和認識“孔子遺說”的整體性。現存“孔子遺說”，都是孔子思想某種維度和方面的反映，我們應盡可能地將“孔子遺說”合觀參驗。《論語》絕非研究孔子的唯一可靠資料，其僅為“孔子遺說”材料中“正實而切事者”材料的選輯，遠非全體。《論語》類於“語錄”，缺乏孔子論說的相關背景與情形的記述，令人難得要領，甚至產生誤解。這就需要參考其他文獻資料，除《禮記》《大戴禮記》等外，更有《孔子家語》《孔叢子》等重要典籍。其中，《孔子家語》類於孔子弟子筆記的匯編，《孔叢子》則可謂孔氏家學的學案。尤其《孔子家語》，內容豐富、材料真實、價值極高，完全稱得上“孔子研究第一書”。
第二，辯証認識弟子“潤色”與保存“本旨”的關系。孔門弟子記錄孔子言論，旨在保存孔子的思想學說，原本記錄孔子思想宗旨，其記錄工作的最重要原則應該就是“存真”。然而，耳“聞”與筆“記”之間畢竟有時間差﹔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也會有距離﹔稟性與學養的不同會在理解上出現偏差﹔匯纂和編輯時也必有主持者的潤色之功。從絕對的意義上講，現存“孔子遺說”不可能完全是孔子言論的實錄。但無論是一般弟子，還是主持匯集的曾子、子思，其主觀願望一定是保存孔子思想學說的“本旨”。由此，我們應理性、客觀、辯証地進行理解和把握。
第三，動態考察與客觀看待篇卷分合與文字訛變等情況。隨著簡帛古籍的出土與研究，人們認識到古書的形成要經過復雜的過程，其間往往有多種傳本，且經過若干學者之手，一般都要經過較大的改動變化才能定型。因此，應以一種動態的眼光看待文獻傳流，各種“孔子遺說”的傳流也是如此。對《孔子家語》傳流中的各種問題進行梳理、分析，就能發現在特定條件下，其文本所出現的文辭歧異、篇卷分合、文字變更等各種情況及其成因。
第四，遇有時忌或不合時勢時往往會改動或調整字詞語句。這種情況在漢代較為普遍，其中尤以《禮記》《大戴禮記》的纂輯最為典型。如果將《孔子家語·哀公問政》與《禮記·中庸》相應部分進行比較，就能看出前者中的“尊賢”“篤親親”“敬大臣”“子百姓”“來百工”，分別變成后者中的“勸賢”“勸親親”“勸大臣”“勸百姓”“勸百工”，動詞“尊”“敬”等皆改寫為“勸”，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如果將《孔子家語》與二戴《禮記》進行比較，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發現了這一規律，僅僅從“孔子遺說”文獻中，也能將儒學由先秦“德性儒學”到漢代“威權儒學”的這種演變看得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