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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期或者周末，帶著一批學生，深入鄉村進行田野調查，幾乎成為我學術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鄉村研究是一個很有魅力的領域，其魅力也許更多地來自於接觸土地與人民的親近感和真實感、來自一種經驗與理論相互交融觀照的學術快感。
在一篇序文《作最本土的草根學問》中，我曾經如此強調田野調查在鄉村研究乃至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一個作鄉村研究的人，是不能僅僅蝸居研究室構造模型的，他們的位置，應該在鄉村的田野裡。”對於那些“用腳做學問”的人，我始終懷著深深的敬意。
但這僅僅是鄉村研究方法論的一部分。接觸真實的土地，獲得豐富而多元的田野體驗，從而在學術研究中更多了一份學術直覺與敏感性，這還不能說是完成了鄉村研究。最好的田野調查，是調查者完全融入鄉村生活的真實場景，把自己當作鄉村生活的一部分，當作農民的一部分，以他們熟悉的語言發問，以他們認同的方式行事。這是最高明的調查，可以稱為“參與式訪談”。隻有使調查者自己成為鄉村的一部分，才能不以一種“鳥瞰式的視角”，而是以一種“蚯蚓式的視角”來看待鄉村和農民，才可能獲得最真實的學術感受。居高臨下的姿態是我們獲得真實信息最大的妨礙。到了鄉村，首先要拋棄自己的優越感，拋棄自己是外來人的旁觀感。
成功的田野調查有賴於調研者對問題的梳理，正確處理已有理論與現實觀察之間的關系。如果發現已有理論與鄉村真實境況存在矛盾、隔閡與疏離，這實際上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為這正是我們對現有理論進行反思式梳理的開端，同時也許是新的理論創新的開端。很多偉大的理論都是在反省現實與既有理論之間的巨大反差與鴻溝中誕生的。所以，在真實的鄉村場景中，不斷映照和反思既有理論架構，不斷以一種質疑的眼光審視主流理論模式，是一個鄉村研究者必須具備的學術姿態。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獲得理論上的突破與創新。假若鄉村與農民的現實邏輯與理論相悖，不要一味懷疑現實邏輯錯了，因為現實自有一套自洽的邏輯，我們也應該反省既有的理論，包括前提假設、預設條件、推論進路以及具體時空環境等。
從田野工作到學術研究成果的完成，關鍵因素是如何在田野調查基礎上進行理論提煉和學術創造。這是一個核心的命題，關乎田野調查的最終成果。田野調查獲得的素材必然是零碎的、開放性的，它從真實的鄉村生活中獲得，未經理論的爬梳，如同一塊待琢的璞玉。要把田野調查獲得的散亂材料作一番理論的梳理，要求研究者具備三個條件：
一是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意識，就是對調查對象的一種敏感性。調研者並不是帶著空洞的頭腦而是帶著敏銳的問題意識進行田野考察。在田野調查中，調研者也不是被動接受蕪雜的素材，而是圍繞自己內心的疑問與困惑、圍繞敏感察覺到的問題展開。沒有問題意識，在考察中就提煉不出有價值的理論命題。問題意識濃厚的調研者，會處處發現調研的樂趣，無論調研結果與現有理論相合還是相悖，都可以引起他們的理論思考，或觸類旁通地對既有理論產生嶄新的認識與理解，或根據自己的困惑提出新的理論假說。
二是批判精神。我以為，批判意識是學術創造的前提。大學是創造新的思想與新的知識的殿堂，然而知識創造的前提是知識者有著足夠活躍的帶有批判性的心靈，這顆心靈能夠對前人或同時代人的思想作出理性的判斷，它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時代人的科學成就，運用自己的理性並以質疑與詰問的眼光看待一切教條與成說。對於鄉村研究者而言，尤其要對國外主流經濟學與社會學成果秉持一種科學的態度：反省、辨別、汲取、批判。具備了批判精神，就可能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的對照、梳理、甄別、剔抉，並最終建立起自己的學術框架。
三是學術自信心。鄉村研究與田野調查，不是為已有理論作注腳，不管這個理論來自於國外還是國內的經典或權威。尤其應注意的是，鄉村研究和田野調查不能硬套現存的理論模式，要樹立研究者的主體心態，不論什麼理論，總要拿到實踐中來檢驗。國內學者亟待樹立的，正是這種學術主體性和學術自信心。賀雪峰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談到，建立中國農村研究主體性意識的重要性，避免中國農村研究落入“被要求到西方社會科學中找空格填空”的命運。
以上便是農村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其中涉及田野調查與理論創新的一般框架。我們平時講的“體悟”，實際上是厚重的真實“體驗”之后所誕生的學術升華與理論“頓悟”。沒有體驗，何來頓悟？沒有頓悟，體驗有何意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普惠金融——中國農村金融重建中的制度創新與法律框架”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