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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民國今文經學研究”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一種觀點認為，“國學”指稱的是中國儒學傳統中經、史、子、集這類的學問，而這一詞語本身則充滿了現代色彩。它出現於20世紀，是中國從封建帝國轉向現代民族國家過程中的一個產物。國學之“國”，指的不是秦、漢、唐、宋、明、清等這樣的帝“國”，而是指代現代民族國家。因此，國學的出現和發展與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同時也為中國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價值支撐。簡言之，國學就是為中國人自我解釋提供一套價值系統的學問。
但是，在現代學術研究從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的轉型過程中，胡適對國學的定義所導向的，卻不是綜合性的國學，而是分科之學。他理想中的國學研究，包括的是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胡適所言的諸史，可以歸入文學、歷史、哲學三個學科之中。這種學科式的史料整理，對現代人認識傳統某一領域、某一學科的發展脈絡，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它瓦解了經學，導致了中國現代學術建立近百年來，多有“史”的梳理，而缺乏“學”的創造。在現代學科建構中，中國典籍都成為 “史料”，必須用西方的“學”，即學科框架、方法來進行研究。這種“以西釋中”、解釋中國的方式很難面對本土的現實問題。一方面，不同學科運用不同的方法對相同的古典文本進行研究，彼此之間越來越無法溝通。另一方面，用學科的方式研究古典文本，往往隻能得其一端，因此，雖然學術分類不斷細化，但現代學人越來越無法理解古典大書的精神。
今天強調“國學”，實質上是重新回到中國固有的研究傳統之中，重新審視現代學科之於我們的合理性。具體來說，強調從分科到綜合，有兩個主要意義。
一是重建中斷近百年的經學傳統。自從辛亥革命之后，經學科廢除，而現代學術建立的基礎，是把一切典籍都看成平等的史料，用西方的學科眼光部勒之，由此瓦解了經學的核心地位，經學精神已經所剩無幾。回到國學自身的系統中，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為整個傳統學術體系提供了價值支撐。經學雖然有古今文之爭，漢宋之辯，但每一時代對經學的理解，都直接或間接地關系著這一時代對政治建構的理解，對史學書寫的認識，對文學精神的領悟。民國時期，隨著經學的徹底邊緣化，一批經師也被排除在學術史的書寫范圍之外，像曹元弼、張錫恭、王樹榮等皓首窮經的學者，其學術價值亟待重新發掘。
二是探求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理論體系。舉例而言，《儀禮》中有《喪服傳》一篇，將親人死喪之后的服制，按照親親尊尊的原則，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級，這表面上只是通過喪期與服制，規定親屬之間的人倫關系，在現代圖書分類系統中，《喪服傳》的相關著述經常被分在“民俗”類圖書中。但是，這一篇的內容，對中國古代文明有深遠的影響。自經學本身言，《喪服傳》的解讀與辨析，貫穿了兩千多年的經學時代歷史，根據《隋書·經籍志》所錄，而自漢末馬融以下，《喪服傳》一篇注解，多達六十七部，其數量是《隋書·經籍志》所載群經、傳記、子史諸家之首。從倫理學的角度看，《喪服傳》所規定的人倫關系，既表現了傳統倫理親親尊尊的基本禮樂原則，又關系著三綱五常的人倫建構。就政治建構而言，自《唐律》到大清律典，對親屬關系的描述，基本上都按照《喪服傳》所言的五個等級。而從社會史的角度看，傳統社會的喪服制度，雖然在朝在野，屢有因時因地的損益，但其基本精神皆本於此書。如果回到中國自身的學術體系中，可以看到，在傳統中國，經學精神、政治建構、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經學精神為政治改革與社會生活提供了基本價值，而政治建構與社會生活則是經學義理在歷史中展開的經驗。
隨著現代學術分科的細化，各種學科的交叉研究也大量出現。而國學的提出，是回到中國自身的學術脈絡中，針對今天的問題，重新認識傳統文明的一次努力。國學不是現代文史哲學科的大雜燴，而是回到文明傳統的根本與核心，而這個根本與核心便是經學，以及建立在經學基礎之上的歷史經驗。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千年的文明史為我們建構並提供了共同的民族精神，而回到經學，從歷史與傳統的源頭那裡，尋找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答案，無疑是我們解決自身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的最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