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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不僅僅是敘述，而是在敘述的基礎上進行價值判斷的學科,早在中外史學萌生時期，即已表現出這一鮮明的特點。在中國古代，楚國的申叔時認為，歷史使人“聳善而抑惡”、“昭明德而廢幽昏”、“知興廢而戒懼”。清人龔自珍說：“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李大釗在《研究歷史的任務》中明確指出：“歷史學雖是發源於記錄，而記錄絕不是歷史”，研究歷史重要的任務是在整理事實的基礎上，“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在西方，古希臘史家戴奧尼西認為，“歷史是一種以事實為訓的哲學”﹔ 現代美國歷史學家裡德認為，“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在於為當前而解釋過去”。英國克拉克爵士在其主編的《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的總導言“史學與近代史學家”中提出：“歷史不是人類生活的延續，而是思想意識的延續”。“就歷史學而言，我們可以斷定，如果說它是一門科學的話，它是一門從事評價的科學”。
不難看出，古今中外不同信仰的史家都認為，史學功能的實現，離不開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的評價。今天，論及歷史認識要有價值判斷似乎更不是什麼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如史學界有人提出“價值中立”，否則就是“玷污了科學的神聖”。這種論調的實質，是削弱以致否定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但因其披著“科學”、“客觀”、“公正”的外衣，卻有很大的欺騙性。因此，今天繼續探究歷史認識中的價值判斷問題，仍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從價值認識到價值判斷
歷史認識是一種價值認識。沒有價值認識的歷史認識，徒有認識的形式而沒有靈魂，至少是不完整的歷史認識，因為歷史認識的起點和歸宿，都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內容。這一社會內容，不僅由歷史認識客體自身的社會性所決定，而且也和歷史認識主體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直接聯系在一起。在階級社會中，沒有超階級、超意識形態，生活在真空中的認識主體，無論是社會認識主體，還是歷史認識主體都是這樣。因此也可以說，所謂沒有價值認識的歷史認識是不存在的。其實，標榜“沒有價值認識的歷史認識”也是一種價值認識，隻不過它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價值認識而已。
價值認識是價值判斷的基礎，表明“認識”和“判斷”的同一性，它貫穿於歷史認識的始終。因此，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科研中，也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貫穿於整個研究過程。簡而言之，有什麼樣的價值認識，就有什麼樣的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則是價值認識的深化、升華和結果。
在歷史認識中，隻有通過價值判斷才能夠使歷史認識主體和客體發生密切的聯系，在歷史認識諸多的判斷形式中，價值判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系或影響到歷史認識的結果。盡管這一判斷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對性，但它的指向卻是愈加接近客觀的歷史真理。價值判斷首先是歷史研究、歷史學的價值判斷，但它卻是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密切結合的價值判斷。
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是體現了認識主體所生活的時代的社會精神的判斷，不僅有歷史感，而且還有時代感，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美國史家L.S.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兩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約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問世。兩種版本相比較，可以看出第7版的內容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變。他在回答為什麼在世紀之交要撰寫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時說，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 20世紀90年代的新世界是科技的神奇影響力的結果。科技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難以抗拒的影響令人信服地証明著它的存在。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中外史學理論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對當代中國史學的復興與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同時史學理論研究中確實也存在著較突出的問題，首先是理論脫離實踐的問題。不僅是史學理論研究脫離歷史學研究的實踐，而且歷史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脫離社會發展的實踐，忽視以至回避現實社會發展中提出的問題。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是忽視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這樣，活潑的、生動的、與社會生活有著密切聯系的歷史學和歷史學理論,就成為脫離社會生活實踐的空泛的玄學。歷史研究即是不停地提出問題和不停地回答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當代史學的主流也被稱為“問題史學”，這在中外史壇已成共識。無論是提出問題，還是回答問題，都是和價值判斷聯系在一起的。沒有價值判斷的歷史研究，自然也就沒有問題意識、問題導向，必將導致脫離社會發展實際，自然也就受到社會的冷落。
二、歷史價值判斷的本質是社會價值判斷
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任何一門學科的生命力，在於社會發展對它的需求，以及它對社會需求的滿足，它的意義不在於簡單地、直觀地描述，而在於進行理論的闡述和概括，所以不能沒有價值判斷。在歷史認識中，價值判斷是聯結歷史認識與現實的社會認識的紐帶。正如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是密不可分的一樣，歷史認識和社會認識也是密不可分的。這就決定了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的特點，是歷史價值觀和社會價值觀的統一。每一時代的歷史學家，都是從他所生活的那個具體的時代和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觀察歷史、思考歷史、認識歷史。而觀察、思考、認識的目的，不在於使自己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重演歷史，而是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和理解，更清醒地觀察、思考、認識今天和未來。包括歷史學家在內，任何人都是歷史的產物，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觀念，都屬於一定社會歷史范疇，印上鮮明的歷史烙印。人是歷史的人，既不可能超越歷史，也不可能回避歷史。
20世紀初，梁啟超作為中國新史學思潮的旗手，以進化論、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礎，發起了“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認為“史界革命”是時代的需要，中國史學的陳腐和落后，是中國社會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不能立於世界之林。抗日戰爭期間，陳垣完成《通鑒胡注表微》計20篇，前10節言史法，后10節言史事，突出表現了他在敵佔區的抗日精神。在《臣節篇》中，他通過南宋胡三省論臣節，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陳垣所強調的“考史”和“論史”，即歷史認識和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將歷史認識和社會認識、歷史的價值判斷和社會的價值判斷密切結合在一起，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有作為的歷史學家和有生命力的史學著作，總是在這些方面為人們做出榜樣。
在現代西方史學中，歷史的價值判斷和社會的價值判斷也是聯系在一起的。例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提出“雙元革命”（dualrevolution）這個概念時，是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和同時期發生的英國工業革命。他說：“發生在1789—1848年間的這種偉大革命，不僅是‘工業’本身的巨大勝利，而且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巨大勝利﹔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勝利，而且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的大勝利﹔不僅僅是‘現代經濟’或‘現代國家’的勝利，而且是世界上某個特定地域（歐洲部分地區和北美少數地方）內的經濟和國家的巨大勝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顛和法國這兩個毗鄰又互為競爭對手的國家”。霍布斯鮑姆還強調：“我們不應把這場革命看成是屬於這兩個國家的歷史事件，而應看作是一座覆蓋了更廣泛地區的火山的孿生噴發口”。（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霍布斯鮑姆的上述觀點，即是他的“歷史的價值判斷”，但是這種判斷並非僅僅是歷史學的，同樣也是社會的價值判斷，因為從他所論述的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揭示了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特點和本質內容。
三、清醒認識后現代史學的挑戰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否定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是在所謂“客觀主義”或“客觀主義史學”的影響下提出的，那麼在二戰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裡達、米歇爾·福柯、J.F.利奧塔等在批判現代主義的基礎上形成了后現代主義哲學后，否定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則更多地和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史學聯系在一起。
后現代主義力主一切都沒有確定性，而隻有模糊性、不確定性、無序和凌亂，以及斷裂和倒錯等，這一切在后現代史學中，都有直接的具體反映。如后現代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的海登·懷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學》中提出，歷史作品普遍存在著詩學本質，史與詩並不存在截然斷裂的鴻溝。歷史著作普遍存在著詩學本質，無科學性可談。因此，人永遠不能找到“歷史”，隻能找到關於歷史的敘述，或找到被闡釋和編織過的“歷史”，真實的歷史是不存在的。
后現代史學否認歷史研究價值判斷的重要命題之一，是所謂的“講故事”，即強調歷史的內容不過是“故事的因素”﹔既然是故事就會有情節，於是歷史學家寫作時，自然而然地就會“編織情節”。至於編織什麼樣的情節，講什麼樣的故事，則與歷史學家個人文化背景、性情、嗜好等因素有關。既然歷史和文學都是人們想象的產物，那歷史還有什麼“事實” 可言呢？歷史的真實性在“編織情節”的過程中，就已蕩然無存了。懷特認為，歷史敘事在本質上屬於語言學，他用詩學的方法來解讀歷史文本,認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與文學家的創作活動，沒有什麼區別。如果說史學與文學有區別，這區別就在於歷史學家是在“發現”故事，而文學家則是在“創造”故事。
針對后現代史學“要解構歷史科學”，一些史家提出“保衛歷史學”。美國三位女史家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合著《歷史的真相》，他們認為，后現代史學的理論使“歷史學的科學性和文化基礎業已動搖”，將導致“歷史學的瓦解”。英國著名史家勞倫斯·斯通則認為：“歷史可能正朝向一個變得會滅絕的學科的路上走”，因而，“我們應該與來自極端相對主義者——從懷特到德裡達——的攻擊，進行戰斗﹔（歷史學）這項專業知識是在19世紀晚期，從研究証據的過程中好不容易才發展起來的，我們應該為保持這一專門知識而戰”。 大衛·哈蘭認為，后現代理論使歷史研究面臨著“一場大規模的認識論危機”。 因為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認識論無法彌補“過去”與“歷史書寫”之間的斷裂。而這種斷裂是本體論形成的，從而也否定了歷史本體論，即關於一般歷史過程性質和特點的理論，總之，歷史是不可知的，歷史學科正在走向終結，要求解歷史的真理，不過是“一大幻想”。
如何認識后現代史學對當代中國歷史學的挑戰，這是一個關系到歷史研究方向的大是大非問題。歷史認識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否定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的歷史認識理論，即是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自覺地加強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指導地位，繼承和發揚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注現實、理論聯系實際的好的學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弘揚中國傳統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是擺在廣大史學工作者面前的現實任務。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