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沛：史學的時代精神

制圖：蔡華偉

歷史研究，無論其研究的內容是多麼遙遠的過去，在本質上卻從不曾脫離現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和使命擔當，就是傾聽時代的呼聲，回答時代要求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使歷史研究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

　　史學是時代的產物

史學是時代的產物，歷史研究是歷史感與現實感的有機結合，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史學的這一特點，在它萌生的時候就已表現出來，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史學都是如此。

在我國古代，據《尚書·周書》記載，周公十分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提出“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認為周之所以取代殷是因為“明德慎罰”，強調要牢記歷史教訓。漢代司馬遷《史記》“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北宋司馬光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主持撰修《資治通鑒》。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書名。對現實而言，《資治通鑒》的內容“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事關國家興衰、民族興亡，不僅對“人君”“人臣”有警示作用，而且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述往事，思來者”“欲知來，鑒諸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等，成為我國歷代史家的共識。

在古代希臘、羅馬，史家修史的目的主要也是為了喻今，垂訓后世。修昔底德強調：“擎起歷史的火炬，引導人類在摸索中的腳步”。戴奧尼西認為：“歷史是一種以事實為訓的哲學”。塔西佗說：“歷史之最高的職能就在於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

關於歷史的當代性和歷史性的辯証關系，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曾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著名命題。克羅齊始終認為，“每一個歷史判斷的基礎都是實踐的需要，它賦予一切歷史以當代史的性質，因為無論與實踐需要有關的那些事實如何年深日久，歷史實際上總面向著當時代的需要和實際”。因此，“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克羅齊如此強調歷史的現實性，強調“活歷史”，實際上是在強調歷史與現實的內在聯系。他和所有有建樹的史家一樣，總是把過去、現實和未來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

把歷史作為認識現實最好的老師，強調史學與時代的關系，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貫立場。1882年9月到12月，恩格斯研究了古日耳曼人的歷史，撰寫了《馬爾克》一文。為什麼要研究古日耳曼人的歷史呢？恩格斯說：“在德國這樣一個還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種地過活的國家裡，有必要使社會主義工人，並且通過他們使農民弄清楚，當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樣產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們當時的真正‘祖國’，即祖傳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當前短工的貧困和小農受債務奴役的狀況對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對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做一個簡短的歷史敘述”。恩格斯研究歷史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他始終認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恩格斯通過分析日耳曼土地關系發展的一般道路和農民的命運，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指導現實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關於這篇文章，恩格斯在同年12月22日給奧·倍倍爾的信中寫道：“這是幾年來我研究德國歷史的第一個成果，我感到十分高興的是，我能夠首先把它獻給工人，而不是獻給書呆子和其他‘有教養者’。”

總之，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瞻往可以察來。“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是以現在為淵源”。歷史—現實—未來，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滲透、互為因果的整體，而且這種“依存”“滲透”和“因果”表現為一種內在的規律性的聯系，而非外在的偶然性的聯系。正是這種內在的規律性的聯系，使史學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成為時代的產物。

　　體現時代精神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我國史家把求真、求實、經世致用作為歷史研究的自覺追求，努力通過總結歷史經驗，獲取歷史的啟迪或教訓，使史學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這一優良傳統在我國古代史家那裡有著充分體現。司馬遷、劉知幾、杜佑、司馬光、顧炎武、王夫之、魏源等的史學著述，都是這方面的典范。近代以來，我國史家繼承這一優良傳統，使我國史學的發展從來都是和時代脈搏一起跳動的，從不曾脫離時代的主題。

20世紀初，在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前夜，梁啟超倡導進化史觀，發起了與中國社會發展、與時代主題相關的“史界革命”。他認為，當時中國史學的陳腐和落后已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不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暫時處於低潮。如何認識這時的社會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問題，在國內外曾引起激烈的爭論。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決議，雖然正確地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要深入研究上古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因為現實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發生了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直接影響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和發展。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他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的指導下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提出了中國歷史分期的理論，論証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將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推向高潮。這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郭沫若為決定“未來的去向”而“清算過往社會”的治史旨趣，表明歷史研究的任務是探求歷史的謎底，揭示歷史信息中所蘊含的本質性內容，以指導現實。

正如李大釗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學雖是發源於記錄，而記錄絕不是歷史”，研究歷史重要的任務是在整理事實的基礎上，“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一產生，就緊密地和中國革命的前途聯系在一起，以解決時代提出的問題為己任。

　　以時代問題為導向促進史學繁榮

歷史與現實內在的規律性聯系，決定了時代需要史學，也決定了史學需要回應時代提出的問題。新的時代條件下，史學要體現時代精神，需要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時代問題為導向促進史學繁榮，不斷提高歷史認識的科學水平，以深化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

以時代問題為導向促進史學繁榮，應該體現在歷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譬如，以宏闊的視野看，“冷戰” 結束后，世界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過程中，在經濟全球化新的歷史視域下，一些全球性的問題日漸凸顯，如生態環境惡化、人口爆炸、能源危機、霸權主義等，都是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這些時代問題如何解決，將直接影響到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解決這些時代提出的問題，首先要追本溯源，將其放在廣闊的世界歷史背景下去認識。這對拓寬歷史研究領域、更新歷史認識、完善史學理論、豐富史學方法，從整體上促進史學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現時代的需要推動了“全球史”和“生態環境史”的迅速發展。當前，無論在我國還是在國際史壇，“全球史”和“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歷史研究領域。“全球史”強調，史家的研究視野要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從歐洲和西方跳出來，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獲得獨立和解放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這將極大豐富人們對世界歷史的認識，世界史不再是歐美人的歷史。又如，環境和生態危機不僅催生了全球性的環保運動，還引起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廣泛關注。歷史學也不例外，“生態環境史”應運而生。它強調人類和自然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試圖通過對歷史上環境狀況的研究來探尋環境變遷的某些規律性內容，進而服務於現實社會。

歷史之中有著豐富的營養和智慧，史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學習和總結歷史，借鑒和運用歷史經驗，是我們應該重視並倡導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和方法。歷史的啟迪和歷史的教訓，源於對現實的思考。隻有以時代問題為導向，自覺弘揚史學的時代精神，才能深刻把握歷史—現實—未來的內在關系，真正做到“通古今之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