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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自立項以來，課題組先后召開了一次開題論証會、四次中期研討會，廣泛聽取了各位專家學者的建議與意見，對項目的子課題設置、研究重點與范圍、研究思路與方法等諸多方面做出了更為合理的調整與修正。立項伊始，首席專家譚帆教授就為項目的研究確立了兩條基本原則：一是要有精品意識，二是要有團隊精神。目前，項目總體執行情況良好，各子課題已完成基礎性工作，並且有了不少階段性成果，正按照預期的方向有序推進。
②調研及學術交流情況
自立項以來，課題組成員積極參與調研，深入北京、上海、武漢、濟南、南昌等地圖書館，通過拍照、抄錄等方式，輯錄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目前已經完成唐前小說、宋代至明代小說的編年工作，清代與近代的小說由於體量龐大且整理困難，編年工作正在進行之中。作為項目的附加產品，課題組還完成了小說文體史料匯編與小說圖像資料匯編兩項工作。2011年底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了一場規模不大但規格不低的開題論証會，邀請到了中國社科院、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單位的國內一流學者，為項目獻計獻策，提供智力支持。項目首席專家及課題組成員還積極參加學術交流活動，先后在北京、南京、廣州、濟南、杭州、武漢、曲阜等地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
③代表性成果簡介
自立項以來，課題組成員已經陸續完成了若干階段性成果。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專著3部，發表論文10余篇，另有數篇論文正在等待發表。其中譚帆教授等人撰寫的《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一書是迄今為止，學界第一部專門針對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進行考釋的著作，選題本身極具開創意義。作者立足於中國古代小說發生發展的本土語境，借助於二十七個特定文體術語的生成與演變，“辨彰學術，考鏡源流”，依靠扎實的史料基礎與嚴密的論証過程，再現了中國小說的自身“譜系”，破除了傳統中國小說史撰寫過程中無處不在的西化迷思，真正做到了中國化與本土化。除了豐贍的文體史料與可信的邏輯論証，本書最大的特色還在於其將批評史、文體史與學術史融會貫通的研究視野與思路，以術語考証的方式見微知著，書寫了一部獨特的中國小說史。全書表述嚴謹，引証規范。每章結尾都有總結，且提供閱讀篇目，全書還附錄“20世紀以來中國古典小說文體術語研究論著總目”，既對前人研究成果表達了足夠的尊重，也能為后來者提供延伸閱讀與查詢的便利。2012年，該書成功入選《國家社科成果文庫》。現對該成果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全書分“緒論”和“正文”兩大部分。“緒論”部分以較大篇幅詳細分析了中國古典小說文體術語和文法術語的基本情況和價值，包括《術語的解讀：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和《文法術語：小說敘事法則的獨特呈現》兩篇專論。“正文”部分由上下兩卷構成，考釋了27個在古代小說史上影響深遠的小說術語，包括“小說”“志怪”“寓言”“稗官”“筆記”“傳奇”“話本”“章回”“說部”“稗史”等15個小說文類、文體術語，“草蛇灰線”“羯鼓解穢”“獅子滾球”“白描”“章法”“絕妙好辭（詞）”等12個小說文法術語。每篇考釋之體例大致相同，考鏡源流、梳理內涵、抉發意旨、評判價值，數據與考釋並重﹔每篇大都提供相關閱讀篇目，書末附有《中國古典小說文體術語研究論著總目》。現從三個方面闡述其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1、術語與中國小說特性
近代以來，“小說史”之著述大都取西人之小說觀，以“虛構之敘事散文”來概言中國小說之特性，並以此為鑒衡追溯中國小說之源流，由此確認了中國小說“神話傳說─志怪志人─傳奇─話本─章回”之發展線索和內在“譜系”。此一線索和“譜系”確為近人之一大發明，清晰又便利地勾畫出了符合西人小說觀念的“中國小說史”及其內在構成。然則此一線索和“譜系”並不全然符合中國小說之實際，其“抽繹”之線索和“限定”之范圍是依循西方觀念之產物，與中國小說之傳統其實頗多“間隔”，“虛構之敘事散文”只是部分地界定了中國小說之特性，而非中國小說之本質屬性。
以“小說”和“說部”為例，我們即可明顯地看出中國小說的豐富性和獨特性。
首先，中國小說是一個整體，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文白”，不拘“雅俗”，古人將其統歸於“小說”（或“說部”）名下，即有其內在邏輯來維系，其豐富之性質遠非“虛構之敘事散文”可以概言。
作為一個“通名”性質的術語，“小說”之名延續久遠，其指稱之對象頗為復雜。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內涵：（1）“小說”是無關於政教的“小道”。此由《庄子•外物》發端，經班固《漢志》延伸，確立了“小說”的基本義界：即“小說”是無關於大道的瑣屑之言﹔“小說”是源於民間、道聽途說的“街談巷語”。此“小說”是一個范圍非常寬泛的概念，大致相對於正經著作而言，大凡不能歸入正經著作的皆可稱之為“小說”。后世“子部小說家”即承此而來，成為中國小說之一大宗。（2）“小說”是指有別於正史的野史和傳說。這一觀念的確立標志是南朝梁《殷芸小說》的出現，而唐劉知幾《史通•雜述》說得更為明晰：“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偏記小說”與“正史”已兩兩相對，以后，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明言“徧閱舊史，旁採小說”（《進書表》），亦將小說與正史對舉。可見“小說”與“史部”關系密切，源遠流長。（3）“小說”是一種由民間發展起來的“說話”伎藝。這一名稱較早見於南朝宋裴鬆之注《三國志》所引《魏略》中“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一語，“俳優小說”顯然是指與后世頗為相近的說話伎藝。《唐會要》卷四言韋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記當時之“市人小說”，均與此一脈相承。宋代說話藝術勃興，“小說”一辭遂專指說話藝術的一個門類。以“小說”指稱說話伎藝，與后世作為文體的“小說”有別，但卻是后世通俗小說的近源。（4）“小說”是虛構的敘事散文。此與現代小說觀念最為接近，而這一觀念已是明代以來通俗小說發展繁盛之產物。“說部”亦然，作為小說史上另一個具有“通名”性質的術語，“說部”之名亦源遠流長，其指稱之對象亦復與“小說”相類。一般認為，“說部”之體肇始於劉向《說苑》和劉義慶《世說新語》，而“說部”之名稱則較早見於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所謂“四部”者，即《賦部》《詩部》《文部》和《說部》。明人鄒迪光撰《文府滑稽》，其中卷九至卷十二亦名為《說部》。至清宣統二年（1910），王文濡主編《古今說部叢書》十集六十冊，乃蔚為大觀。清人朱康壽《<澆愁集>敘》曾對“說部”指稱之沿革作了歷史清理，認為“說部”乃“史家別子”、“子部之余。”清人李光廷亦分“說部”為“子”“史”二類。近代以來，“說部”專指“通俗小說”，王韜《海上塵天影敘》雲：“歷來章回說部中，《石頭記》以細膩勝，《水滸傳》以粗豪勝，《鏡花緣》以苛刻勝，《品花寶鑒》以含蓄勝，《野叟曝言》以夸大勝，《花月痕》以情致勝。是書兼而有之，可與以上說部家分爭一席，其所以譽之者如此。”顯然，“說部”指稱之小說也遠超我們對小說的認識范圍。
由此可見，作為“通名”之“小說”、“說部”，均從學術分類入手，逐步延伸至通俗小說，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說”乃“小說”“說部”指稱小說之共有脈絡。其中最切合“虛構之敘事散文”這一觀念的主要是通俗小說。故以“虛構”、 “敘事”等標尺來追尋中國小說之源流其實並不合理，乃簡單化之做法，這種簡單化的做法使我們對中國小說性質的認識無限地狹隘化，而中國小說“神話傳說──志怪志人──傳奇──話本──章回”之發展線索和內在“譜系”正是這種“狹隘化”認識的結果，“小說”之脈絡固然清晰，但卻是舍去了中國小說的豐富性和獨特性。
其次，中國小說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說”，而在這一“譜系”中，“子”“史”二部是中國小說之淵藪，也是中國小說之本源。
從班固《漢書•藝文志》始，歷代史志如《隋書•經籍志》、新舊《唐書》及《四庫全書總目》等大都隸“小說家”於“子部”，“子部”之書本為“言說”，“小說家”亦然，故《隋書•經籍志》著錄之“小說家”大都為“講說”之書（余者為“博識類”），《舊唐書•經籍志》因之。史志“子部小說家”之著錄至《新唐書•藝文志》而一變，除承續《隋志》外，一些本隸於“史部•雜家”類之著述及少數唐代傳奇集（唐人視為偏於“史”之“傳記”）被闌入“子部小說家”﹔至此，“小說家”實際已糅合“子”“史”，后世之公私目錄著錄之“小說家”大抵如此。而其中之轉捩乃魏晉以來史部之發展及其分流，“雜史”“雜傳”之繁盛引發了史學界之反思，劉勰《文心雕龍•史傳》、《隋書•經籍志》、劉知幾《史通》等均對此予以撻伐，於是一部分本屬“史部”之“雜史”“雜傳”類著述改隸“子部小說家”。宋元以來，中國小說之“通俗”一系更是討源“正史”，旁採“小說”，所謂“正史之補”的“史余”觀念在通俗小說發展中綿延不絕。故 “子”“史”二部實乃中國小說之大宗。而“子”“史”二部與敘事之關系亦不可不辯，案“說”之本義有記事以明理之內涵，晉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狂。”李善注曰：“說以感動為先，故煒曄譎誑”。方廷珪注曰：“說者，即一物而說明其故，忌鄙俗，故須煒曄。煒曄，明顯也。動人之聽，忌直致，故須譎誑。譎誑，恢諧也。”故中國小說有“因言記事”者，有“因事記言”者，有“通俗演義”者。“因言記事”重在明理，即“子之末流”之小說﹔“因事記言”重在記錄，乃“史之流裔”﹔而“通俗演義”方為“演事”，為“正史之補”，后更推而廣之，將一切歷史和現實故事作通俗化敘述者統名之曰“演義”。
第三，中國小說糅合“子”“史”，又衍為“通俗”一系，其中維系之邏輯不在於“虛構”，也非全然在“敘事”，而在於中國小說貫穿始終的“非正統性”和“非主流性”。
無論是“子部小說家”、“史部”之“偏記小說”還是后世之通俗小說，其“非正統”和“非主流”乃一以貫之。小說是“小道”，相對於“經國”之“大道”，是“子之末流”﹔小說是“野史”，與“正史”相對，是“史家別子”。此類言論不絕如縷。茲舉清人二例申述之，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類二”有“案語”曰：“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裡巷閑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雜史”之屬本在史部不入流品，而“小說”更等而下之。 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的評論中，紀昀更是明辨了所謂“小說之體”：（《朝野僉載》）“其書記唐代軼事，多瑣屑猥雜，然古來小說之體，大抵如此。”（《大唐新語》）“《唐志》列諸雜史中，然其中諧謔一門，殊為猥雜，其義例亦全為小說，非史體也。”（《菽園雜記》）“其雜以詼嘲鄙事，蓋小說之體。”其中對小說“非主流”“非正統”之認識已然明晰。在中國古代，“小說”出入“子”“史”，又別為通俗小說一系，雖文類龐雜，洋洋大觀，但“非正統”“非主流”依然如故。小說之功能在中國古代便在於它的“輔助性”，“正統”“主流”著述之輔助乃小說之“正格”。故“資考証”“示勸懲”“補正史”“廣異聞”“助談笑”是中國小說最為普遍之價值功能，從“資”“示”“補”“廣”“助”等語詞中我們不難看出小說的這種“輔助”作用。
綜上，將中國小說之特性定位於“虛構之敘事散文”，並以此作為研究中國小說之邏輯起點實不足以概言中國小說之全體﹔以“神話傳說──志怪志人──傳奇──話本──章回”作為中國小說之“譜系”亦非中國小說之“本然狀態”，脫離“子”“史”二部來談論中國小說之“譜系”實際失卻了中國小說賴以生存的宏廓背景和復雜內涵﹔而小說“非正統”“非主流”之特性更是顯示了小說在中國古代的存在價值和生存狀態。
2、術語與中國小說文體
中國小說文體源遠流長，概而言之，一是從語言和格調趣味等角度分小說為文白二體﹔二是在區分文白之基礎上，再加細分，如按照篇幅、結構、語言、表達方式、流傳方式等文體特征，分為筆記體、傳奇體、話本體、章回體等四種文體。古人對“文白二體”在術語上各有表述，而四種文體在中國小說史上亦各有其“名實”，即均有相應之術語為之“冠名”，雖然其“冠名”或滯后，如“傳奇”之確認在唐以后，“章回”之名實相應更為晚近﹔或“混稱”，如“話本”“詞話”“傳奇”等均有混用之現象。然細加條列，仍可明其義例，分其畛域，故考索術語與中國小說文體之關系對理解中國小說之特性亦頗多裨益。茲僅就術語與中國小說文體關系緊密者，舉兩例作一討論：
一是“演義”與中國小說文體之發展關系密切。在中國小說史上，白話小說（含章回與話本）之興起乃中國小說發展之一大轉捩，如何界定其文體性質是小說家們迫切關注的問題，“演義”這一術語的出現即順應著小說發展之需要，實則是旨在強化白話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的“文體自覺”。
“演義”作為白話小說之專稱始於《三國志通俗演義》，本指對史書的通俗化，漸演化為專指白話小說之一體。這一“文體自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明其特性”，“演義”一辭非始於白話小說，章太炎序《洪秀全演義》謂：“演義之萌芽，蓋遠起於戰國，今觀晚周諸子說上世故事，多根本經典，而以己意飾增，或言或事，率多數倍。”並將“演義”分成“演言”與“演事”兩個系統，所謂“演言”是指對義理之闡釋，而“演事”則是對史事的推演。明代以來，白話小說繁盛，“演義” 便由《三國志通俗演義》等歷史小說逐步演化為指稱一切白話小說，而其特性即在於“通俗”。雉衡山人《東西晉演義序》雲：“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傳》始也。”故“通俗”是“演義”區別於其它小說的首要特性。其次是“辨其源流”，“演義”既以通俗為歸，則其源流亦應有別。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謂：“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珰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珰輩廣求先代奇跡及閭裡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以“通俗”為特性，以說話為源頭，以“教化”“娛樂”為功能是“演義”的基本性質，這一“文體自覺”對白話小說的發展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可見，“文白二體”是中國小說最顯明之文體劃分，古人從“特性”“源流”“功能”角度辨別了“演義”（白話小說）之性質，其義例、畛域均十分清晰。
二是“筆記”為中國小說之一大體式，是文言小說之“正脈”，但“筆記”一體尚隱晦不彰，究明“筆記”之名實可以考知“筆記體小說”之源流義例。
“筆記”一體之隱晦乃事出有因，一者，“筆記”在傳統目錄學中並未作為一個“部類”名稱加以使用，一般將此類著作歸入“子部•雜家”“子部•小說家”，或“史部•雜史”“史部•雜傳記”等，也即“筆記”乃“隱”於“子”“史”二部之中，其“名實”並不相應。二者，“筆記”之內涵古今凡“三變”，其實際指稱亦復多變不定。“筆記”一辭源出魏晉南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雲“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梁劉協《文心雕龍》亦雲“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故筆記或泛指執筆記敘之“書記”，或泛指與韻文相對之散文，而非特指某種著述形式。至宋代，“筆記”始為書名而成為一種著述體例，宋祁《筆記》肇其端，宋以降蔚然成風，此類著作大都以隨筆札記之形式，議論雜說、考據辨証，記述見聞、敘述雜事。相類之名稱還有“隨筆”“筆談”“筆錄”“漫錄”“叢說”“雜志”“札記”等。宋以來，對“筆記”之界定亦時有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釋“隨筆”就涉及了此類著述之體例：“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后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四庫全書總目》將“筆記”作為指稱議論雜說、考據辨証類雜著的別稱：“雜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訛，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后人沿波，筆記作焉。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興之所至，即可成編。”20世紀初以來，“筆記小說”連用，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文類或文體概念。1912年，王文濡主編《筆記小說大觀》，收書二百多種，以“子部小說家”為主體，擴展到與之相近的“雜史”“雜傳”“雜家”類著作。“筆記小說”由此被界定為一個龐雜的文類概念。1930年，鄭振鐸撰 《中國小說的分類及其演化的趨勢》一文，將“小說”劃分為短篇小說（筆記、傳奇、評話）、中篇小說、長篇小說，其中，“筆記小說”被界定為與“傳奇小說”相對應的文言小說文體類型：“第一類是所謂‘筆記小說’。這個筆記小說的名稱，系指《搜神記》（干寶）、《續齊諧記》（吳均）、《博異志》（谷神子）以至《閱微草堂筆記》（紀昀）一模擬較具有多量的瑣雜的或神異的‘故事’總集而言。”至此，“筆記小說”乃作為一個文體概念流行開來。
“筆記”從“泛稱”到“著述形式”再到“文類文體概念”，其內涵和指稱對像是多變的，而“筆記”在目錄學中又非單獨之“部類”，這一境況致使“筆記”一體隱晦不彰。然則“筆記”作為“小說”文體類別還是有跡可循的，其作為“小說”文體概念也有其理據。而其關捩或在於辨其“名實”，“名實”清則筆記一體之源流義例隨之豁然。而筆記一體之“名實之辨”實為“體用之辨”，以“小說”為“體”（內容價值），以“筆記”為用（形式趣味）。
所謂以“小說”為“體”是指從內容價值角度可以為“筆記體小說”劃分范圍。這在唐代劉知幾《史通》中就有明確表述，在《雜述》一篇中，劉知幾劃分“偏記小說”為十類，其中“逸事”“瑣言”“雜記”三類即為“筆記體小說”。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將“小說家”分為六類，其中“志怪”相當於劉知幾所言之“雜記”，“雜錄”相當於劉知幾所言之“逸事”、“瑣言”，再加上“叢談”中兼述雜事神怪的筆記雜著均可看作“筆記體小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序”謂：“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三派都可歸入“筆記體小說”。而筆記之價值亦有說焉，曾慥《類說序》：“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筋之處，水陸具陳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序”稱：“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証者，亦錯出其中。”所謂以“筆記”為“體”是指從形式趣味角度為“筆記體小說”界定其特性。《史通•雜述》謂“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紀昀《姑妄聽之自序》謂“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均表達了筆記的形式旨趣。
概而言之，“筆記體小說”的主要特性可概括為：以記載鬼神怪異之事和歷史人物軼聞瑣事為主的題材類型，“資考証、廣見聞、寓勸戒”的價值定位，“據見聞實錄”的寫作姿態，以及隨筆雜記，簡古雅瞻的篇章體制。
從術語角度觀照中國小說文體，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國小說之文體構成和文體發展，且從價值層面言之，術語也顯示了小說文體在中國古代的存在態勢，那就是“重文輕白”、“重筆記輕傳奇”，這一態勢一直延續到晚清。
3、術語與中國小說文法
在中國古典小說術語中還有大量獨具特色的小說文法術語，如“草蛇灰線”、“羯 鼓解穢”、“獅子滾球”、“章法”、“白描”等，這類文法術語既是中國古代小說評點家所總結的小說敘事技法，同時又是小說評點家評判古代小說的一套獨特的批評話語，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小說批評之特色。近代以來，隨著小說評點在小說論壇上的逐漸“消失”和西方小說理論的大量涌入，文法術語漸漸脫離了小說批評者的視線，人們解讀中國古代小說已習慣於用西方引進的一套術語，如“性格”、“結構”、“典型”、“敘事視角”等，並以此分析中國古代小說，所謂“以西例律我國小說”，可以說，這一套術語及其思路通貫於百年中國小說研究史，對中國古代小說史之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中國傳統小說批評的文法術語倒逐漸成了一個“歷史的遺存”。其實，文法術語作為中國古代小說敘事法則的獨特呈現，它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曾產生過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國古代小說批評中最具小說本體特性的批評內涵，古代小說文法術語源遠流長，內涵豐富，也是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的主流話語，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創作和傳播均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歷史的遺存”，小說文法術語當然有其明顯的弊病，如濃重的“八股”習氣、陳陳相因的格套、內涵的不確定性等，這也引起了后人之詬病。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曾經在中國小說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批評話語和思想系統，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尤其在“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大背景下，更需要探究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的思想傳統和話語系統。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書是海內外學術界第一部全面、系統整理和研究小說文體術語的論著。該書的出版將對中國小說文體研究、中國小說史研究和小說理論批評史研究產生重要影響，也可為當今的文藝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同時，20世紀以來的中國小說創作籠罩在濃重的西學背景之下，我們也希望通過對傳統小說文體之清理為中國小說創作的未來發展提供合理的鑒戒。
該書的部分成果已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權威刊物發表，並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人大復印資料）轉載，還多次獲得省部級優秀學術成果獎，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此外，劉曉軍撰寫的《明代章回小說文體研究》以斷代研究的方式，對章回小說這種文體的淵源與流變做了非常詳盡的發掘與梳理，並選取了明代章回小說發展史上若干意義重大的文體現象做個案研究，綜合宏觀與微觀兩種視角，淋漓盡致地展示了章回小說文體在明代二百八十年時間裡的發生與演變。
④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自立項以來，課題組堅持每學期召開一次中期研討會，課題組成員匯報各自的進展情況，分享研究過程中的成功經驗，並就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商討對策，提出解決辦法。每次會議的內容，都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寫成《工作簡報》，報送學校社科處與國家社科辦，供有關部門與人士參考。
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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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
成果名稱 |
作者 |
成果形式 |
刊物名或出版社、刊發或出版時間 |
字數 |
轉載、引用、獲獎等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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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 |
譚帆等 |
專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 |
45萬 |
國家社科成果文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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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明代章回小說文體研究 |
劉曉軍 |
專著 |
台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 |
28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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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中國古代小說文法論研究 |
楊志平 |
專著 |
齊魯書社2012年版 |
23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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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術語的解讀：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 |
譚帆 |
論文 |
《文藝研究》2011年第11期 |
1.5萬 |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2年3期摘錄，《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2年第3期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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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小說”考 |
譚帆、王慶華 |
論文 |
《文學評論》2011年第6期 |
1.8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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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中國古典小說文法術語考論 |
譚帆、楊志平 |
論文 |
《文學遺產》2011年第3期 |
1.6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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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寓言”考 |
王慶華 |
論文 |
《求是學刊》2011年第4期 |
1.1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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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論“筆記體小說”之基本文體觀念 |
王慶華 |
論文 |
《浙江學刊》2011年第3期 |
0.8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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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劉曉軍 |
論文 |
《文藝理論研究》2011年第4期 |
1.3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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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劉曉軍 |
論文 |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
1.1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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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李軍均 |
論文 |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
0.9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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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李軍均 |
論文 |
《文藝理論研究》2011年第5期 |
1.1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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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楊志平 |
論文 |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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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古代小說文法論之傳播價值 |
楊志平、郭亮亮 |
論文 |
《文藝評論》2012年第2期 |
0.9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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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論小說選本《幽怪詩譚》的獨特價值 |
任明華 |
論文 |
《齊魯學刊》2013年第1期 |
0.9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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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古代書畫理論對小說技法批評之影響 |
楊志平 |
論文 |
《學術論壇》2013年第2期 |
0.8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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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