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詞曲源流史”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項目於2011年10月25日獲批立項，申報書擬請6年時間——即2017年完成。

2011年12月24日，課題組於江蘇師范大學舉行開題報告會，專家組由詹福瑞、陳大康、趙敏俐、左東嶺、王兆鵬、劉石、朱萬曙、張國星、文日煥、額爾敦白音等組成，江蘇省社科辦主任徐之順、江蘇師大黨委書記徐放鳴、副校長方忠預會。

項目組首席專家李昌集根據答辯專家組提出的“打破九宮格布局”和適度精簡的建議，就本項目的構架調整、研究思路、資料准備情況及子課題執筆者的考慮等，向開題專家組進行了匯報。專家組經認真討論，形成以下幾點意見：

一、詩詞曲研究成果甚多，本項目要吸收既有的成果，但必須避免“匯抄”和“集成”，要有新學理、新思路、新認知、新觀點，在學術上有所突破和超越﹔

二、追求質的進展，避免以體量抵充質量。原項目構想需“瘦身”，以詩、詞、曲文體源流為中心，以跨學科的視野（尤其要注意音樂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多角度解釋詩詞曲文體的源流走向和交叉關系﹔

三、建議項目分為四卷：第一卷《詩體源流史》﹔第二卷《詞體源流史》﹔第三卷《曲體源流史》﹔第四卷《中國詩詞曲關系史》或《中國詩詞曲源流史通論》。

開題報告及會議材料（《專家發言原始記錄》、《開題報告會紀要》）傳發給國家社科基金辦以后，2012年4月於基金辦網上發布。

根據項目論証答辯與開題報告中諸位專家的意見，項目組進行了多次認真討論，遵照專家們的意見和建議，將本項目的研究撰寫框架確立為五個子課題：

1．第一卷·上卷：《從“歌”到“詩”：中國早期詩歌源流史》

2．第一卷·下卷：《從“古體”到“近體”：中國詩體建構源流史》

3．第二卷：《從“倚聲”到“填詞”：中國詞體建構源流史》

4．第三卷：《從“俚歌”到“樂府”：中國曲體建構源流史》

5．第四卷：《“歌曲”與“文學”：中國詩詞曲源流史通論》

具體負責人和進展情況如下：

第一卷·上卷，李昌集主筆。楊義、趙敏俐、錢志熙、李山擔任顧問，提供建議與審稿。目前已完成10多萬字。計劃於2014年完成﹔

第一卷·下卷，吳大順教授（廣西師范大學）、王立增教授（江蘇師范大學）主筆，李炳海、詹福瑞、劉躍進、李昌集擔任指導顧問，目前已確立撰寫框架與細目，完成文稿6萬字，計劃於2015年完成初稿，2016年定稿﹔

第二卷：張仲謀教授、沙先一教授（江蘇師范大學）主筆，洛地、呂薇芬、劉揚忠、劉崇德、李昌集擔任指導顧問，目前已確立撰寫框架與細目，完成文稿8萬字，計劃於2015年完成初稿，2016年定稿﹔

第三卷：王昊教授（吉林大學）、李昌集主筆，洛地、俞為民、陳書錄擔任顧問，目前已確立撰寫框架與細目，完成文稿4萬字﹔計劃2016年6月完成初稿，年底定稿﹔

第四卷：成立《中國詩詞曲源流史通論》研究顧問組，成員除上述各子課題顧問外，尚有：郁賢皓、陳伯海、陳允吉、葉長海、陳尚君、莫礪鋒、左東嶺、張國星、陳郁綴、廖可斌、王兆鵬、沈鬆勤、杜曉勤、吳相洲、朱萬曙、劉石、杜桂萍、曾永義（台灣）、鐘宗憲（台灣）等，約定於2014年5月召開“《中國詩詞曲源流史通論》專題研討會”，2014年10月，召開小范圍的“《中國詩詞曲源流史通論》撰寫提綱與主要問題討論會”。確定本卷撰寫綱目，李昌集主筆， 2017年6月完成初稿，征求專家意見，年底定稿。

二、調研及學術交流情況

（一）文獻資料收集整理與田野調查

1．古代詩、詞、曲歷代作品文本（全集、選集、別集）、電子本，已基本收集齊全，由於《全清詞》與《中國歷代民歌》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本項目組與這兩項（一項為國家古籍整理重點項目﹔一項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項目）工作的項目負責人張宏生、陳書錄教授建立了密切聯系，以及時掌握新的信息﹔古代詩話、詞話、曲話凡有整理本者，皆已具備，同時完成了《中華基本典籍庫》、《四庫全書》（電子版）中有關本項目研究的文獻編目。

2．田野調查

由於曲體源流史的研究涉及到傳統曲體的樂體問題，而古代無保存聲響資料的手段，所以要從當下活態戲曲、小曲——古代曲體的“活化石”來反窺、探究古代曲體流變的某些規律，如江蘇揚州傳統“清曲”，至今還保留有200多個曲牌﹔浙江溫州應界坑村的“亂彈”八仙戲，所用曲牌90%為傳統南北曲曲牌，清《九宮大成》中的一個曲牌和曲辭，居然還在一字不改地唱著，而唱者對唱詞的內容根本不懂，所唱曲調旋律則與《九宮》曲譜大不相同，問之雲祖上所傳，歷來就如是唱。這對研究古代曲體之“源流”走向和變異有極大的意義。本項目組目前已對江蘇、浙江、山西等地（古代南北曲的發源和興盛地）原生態的鄉村活態戲曲、小曲作了部分錄音、錄像，對深入和富有新意的研究中國傳統曲體源流史，具有重要價值。

（二）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1.學術會議

（1）項目開題報告會（2011年12月）﹔

（2）“中國詩詞曲源流史專題研討會”（2012年8月）。

2.學術交流

（1）項目組兩名成員赴美國訪學（1年），就本項目研究征詢美國漢學家（宇文索安等）意見和建議﹔

（2）兩名赴台灣訪學，就本項目研究征詢台灣漢學家（曾永義等）意見和建議﹔

（3）與國內詩詞曲研究專家建立了的廣泛聯系。

三、代表性成果簡介

立項一年半以來，本項目組共發表標有本項目號的論文計8篇、送審待刊論文4篇（見本表三•階段性成果）。其學術意義是：

（一）《晚清詞壇的自我經典化》

詞體從應歌文學到文本文學、從“小道”中掙脫出來，在清代徹底成為文本文學而回歸雅文學的歷史必然趨勢和實現的歷史過程，深刻地體現了文人文化的歷史本質。對晚清詞壇自我經典化的研究，有助於對文人詞史予以更深刻的理解。

（二）《論韓愈的七言絕句》

以韓詩絕句個案為切入點，闡述絕句體的藝術構造，以及唐代近體詩在流變中吸收散文語體的早期跡象，探究詩人個體實踐在詩體源流史上的意義。對理解文人文學發展機制中作家個體行為的意義具有頗具啟示。

（三）《論溫庭筠的“樂府倚曲”及其文學史意義》

本論題是以往學界研究中的一個盲點。唐代詩人有意識創作傳統“樂府”體賦歌並不普遍，溫庭筠是晚唐最突出的詞人，其“樂府倚曲”與晚唐五代文人作詞風氣興起的內在關聯、唐代以“曲”為詩題（如《欸乃曲》等）與唐聲詩的關系、“樂府倚曲”與“曲子詞”的差異等，都是有待研究的新問題。

（四）《諸宮調、元曲之所謂“宮調”疑議》

“宮調”的名義，是從古以來曲體研究中最為模糊不清（明•王驥德《曲律》：“宮調之說，蓋渺茫矣。”）、但又不能回避的基礎問題。本文從樂理上剖析諸宮調、元北曲標注“宮調”的全部情況，指出曲牌前標注的“宮調”，並不具有學界說之已久的“音樂意義”，而是聯曲歌唱中換韻的標示。本文是對曲體學研究的一項突破性貢獻，對深入研究曲體的構成及其伏涵的文化底蘊，具有重要意義。

（五）《關於詞曲遞變的幾個問題》

“詞曲遞變”是“中國詩詞曲體源流史”研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本文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學術建議和全新的觀點：其一，充分正視古無聲響資料傳世的現實，對“詞曲遞變”的研究需要正確把握音樂、文學關系之“度”，避免從音樂技術和音樂風格上作無稽之談﹔其二，從上古禮樂文化派生的“採風”傳統、古代文人一以貫之的“聲歌傳統觀念”，是“詞曲遞變”的文化根源和行為依據﹔其三，兩宋與金代，后世所謂“曲體”的萌芽在文人詞中即窺端倪﹔其四，古代民間歌曲歷來“辭無定體”，民間歌詞體的不斷生長，是文人歌詞體建構的主源，而文人歌詞體的最終完型——詞之為“詞”、曲之為“曲”，是在文人的“律詩”—“律詞”—“律曲”的建構軌跡中完成的，“詞曲遞變”是雅、俗文化互動的歷史產物﹔其五，元文人作品中的北曲之“體”有兩大系列：小令為律曲體，散套與劇套為“辭無定體”之無律體。所以如此，是由“曲體”的場上傳播和文本傳播的二重生態和雙重功能決定的。

（六）《黑水城出土 <劉知遠諸宮調>作期和著作權綜考》

本文通過系統性的外証、內証，周詳而切實考定：其一，黑水城出土的《劉知遠諸宮調》刻本年代應為1157—1160年之間（金隆正元年至五年﹔南宋紹興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其二，黑水出土《劉知遠諸宮調》乃據遼代母本（刊刻本或手抄本）翻寫，遼本產生的下限大約為1100年（遼壽昌六年，北宋元符三年）﹔其三，遼本與出土刻本均原生於遼、金地域，並非從北宋流入。上述考証的意義在於：一、據南宋末王灼《碧雞漫志•序》，“諸宮調”為北宗京師勾欄藝人孔三傳所創（時間段約1068—1093），北宋京師勾欄是南北藝人和曲調的薈萃之地，從出土本產生地域與寫期看，“諸宮調”在北宋勾欄創立后迅速擴散到遼地，說明“諸宮調”在遼金有廣泛的接受基礎。“諸宮調”說唱形式並非中國本土傳統，其歷史近源為唐代從西域傳入的佛教講唱，孔三傳的創造在於採用“諸般‘宮調’”，從遼金本的作期和原生地看，“諸宮調”極可能是宋、遼民間曲藝相互溝通融匯的產物﹔二、宋、遼、金、蒙、西夏諸王朝並立時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而“諸宮調”在中華大地的創作傳播，皆依托漢字與北方語系之漢語和漢語歌曲，作為“北曲之祖”的諸宮調之“體”，乃是說講、念誦、歌唱等形式構成上的多元化與語言上一元化的復合建構。這些，以往學術界未予關注或尚未充分研究，是為“曲體源流史”今后應當展開的極有價值的研究命題，也是本文的學術延伸意義所在。

（七）《溫州亂彈“八仙戲”曲體探究》、《“開口儺”唱詞初探》

兩篇論文都屬於項目子課題“曲體源流史”的田野調查研究。通過對當下活態溫州亂彈“八仙戲”曲體和“開口儺”唱詞的調查研究，得出以下幾點結論：一、中國傳統之“曲”，從古至今都在民間頑強地流傳著﹔二、民間並無文人所謂的“南曲”、“北曲”概念，南北地域傳唱的傳統曲牌，都既有傳統的“北曲”也有“南曲”，且有少數在明清《曲譜》中消失的宋元曲牌，居然在今活態戲曲中保留著﹔三、今民間傳唱的傳統之“曲”，同一個曲牌，曲譜和詞式皆大有不同，且民間傳人對曲牌和“宮調}，都沒有“詞式”概念和“音樂概念”﹔四、由於長期缺乏文人的參與和傳播空間的局狹，“草根”層民間活態戲曲、清曲已喪失再生長的機制，曲樂歌詞均“祖上所傳”，已處瀕危狀態。這些調查研究，對反窺和思考古代的“曲體源流史”，具有極珍貴的參考價值和“文化考古學”的意義，是為本項目《曲體源流史》在研究路徑和學理上的突破點和創新點之一。

（八）四篇待刊論文

1.《周<詩>文體生成探究》

本文突破以往文體研究的單一形式論框架，以“文體形態學”為根本，有機貫通“文體生態學”、“文體功能學”與“文體行為學”的研究，探索建構一種動態的、歷史的“文化文體學”研究框架和學理模式。研究的主要結論是：一、周“詩”名義的指向是儀式歌詞﹔二、周《詩》文體是在儀式詠誦中生成的﹔三、周《詩》以四言連句為主干的語體形式，初源為上古巫祝儀式祝禱祈咒的非口語化﹔篇章結構之“復沓”則來源於民間謠歌，周《詩》文體的生成是雅俗文化交融的產物﹔四、周《詩》文體的語言性質為“雅言”，民間謠歌從方言轉化為雅言，是周《詩》文體建構中的一個重要機制，周《詩》文體建構的行為主體是周代的文化之士﹔五、周《詩》的文本記錄和書寫，是周“詩”體最終得以成立的根本﹔六、周代“詩”之概念的產生，意味著中國最早“文體意識”的萌生，周代“詩”體的個人創作，為中國私人寫作——文人文學——之“史”的發端。

2.《<詩經>編輯的史官意識與“風”、“雅”、“頌”編次的思想內涵》

最早提出《詩經》由史官所編錄，是《毛詩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所述國史“明乎”雲雲中的“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即指“詩言志”之“詩”，非指“詩”為國史所作。下文對“變風”、“變雅”與“風”、“雅”、“頌”編次的解釋，都是承接“國史明乎”的進一步申說。因此，《毛詩》所持乃“國史編《詩》”觀，對“孔子刪《詩》”則未提。對此，以往研究者皆未深究，本文以周代有關史料為依據，說明周代史官編錄《詩》符合周代“史”官的職責，春秋時代定型的《詩》之“風—雅—頌”編次，以“貴民”意識（“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為本根，以史官意向為立場（“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以闡發王政德行為指歸（“美盛德之形容”），構成一個三維思想框架。此一研究，《詩》學界尚未有述，對理解《毛詩》的解詩立場、“美刺”說的底蘊、《詩》本意與引申義的轉換基點、《詩》用於儀式詠誦的功能指向、乃至戰國時代“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春秋》作”的含義等等，具有重要啟示。

3．《清華簡與<詩經>本<蟋蟀>篇比較研究》

本文從語言與旨趣兩個角度，對清華戰國簡《耆夜》篇與《詩經》本《蟋蟀》予以深度比較與歷史學考証，指出：一、簡本《耆夜•蟋蟀》比《詩•唐風•蟋蟀》更為原始﹔二、至遲在春秋晚期，《蟋蟀》已入《詩》之定本，以《詩》本樣式流行於中原各國﹔三、簡本《蟋蟀》重誡勉教化，《詩》本《蟋蟀》重言志諷諫，微妙反映了詩之“正”、“變”的時代變遷﹔四、簡本與《詩》本《蟋蟀》的比較，說明周代“詩”與《詩》的書寫和編錄皆為歷時性過程，若干詩篇在語言、章句、旨意上都留有歷時傳播的印記，是為當前《詩經》研究尚未充分注意和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4.《先秦文獻中的“古歌”真偽及其文學史意義》

先秦文獻所雲“古歌”，意指先周時代（“三皇五帝”至商）各類歌辭。本文將先秦（及西漢）文獻所載“古歌”及《周易》中有謠歌性質的“繇辭”，分為以下幾類：（1）史前原始宗教儀式中的祝禱之辭與咒語﹔（2）歷史敘述語境中的“古歌”——包括無主名與有主名歌詠的儀式歌辭、即興歌辭與民間謠歌﹔（3）先秦諸子與早期“小說”話語中的“古歌”—— 包括無主名與有主名歌詠的儀式歌辭、即興歌辭與民間謠歌﹔（4）《周易》“繇辭”採錄的民間謠歌。經多角度辨析，提出三個觀點：一、“古歌”中史前原始宗教儀式中的祝禱之辭與咒語，應是歷史真實的反映﹔二、歷史敘述語境中的“古歌”，為某種歷史記憶的當下記錄﹔三、先秦諸子與早期“小說”話語中的“古歌”，為書寫者依托歷史記憶的虛構﹔四、《周易》中的“繇辭”，有些為採自民間謠歌之辭，但不能簡單地將“繇辭”直接視為謠歌。總的結論是：一、“古歌”顯示了中國的遠古時代即有歌詠活動，是中國“詩”體發生的最初源頭﹔二、“古歌”有儀式詠誦和民間傳唱兩種方式、兩種生態﹔三、“歌”成為一種集體意義的“文學形式”，是由儀式行為確立的﹔四、史前“古歌”的原生時代尚無文字，文獻中“古歌”的語言形態，均非其“歌”的原生面貌，而是傳錄書寫者當下時代的語言樣式。依據“古歌”的文本形態解釋中國早期“詩”體的演變路線（“二言體”→“四言體”），學理上不能成立，正確的命題應是探究“古歌”從口傳到文本的轉化機制與歷史軌跡。

以上四篇，都是本項目第一卷《從“歌”到“詩”：中國早期詩歌源流史》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在論題、學理和觀點上多有創新。由於筆者希望文章在權威期刊和較著名的“CSSCI”期刊發表，而這些刊物稿件積壓實在太多，刊發周期較長（如《周<詩>文體生成探究》投送《中國社會科學》已一年），所以還在挂號排班。但自信諸篇之論述，皆史之所有而人之未言。

以上階段性成果，關涉本項目的各子課題，均提出了一些新問題、新觀點，在學術上具有原創性。其中為《新華文摘》轉摘1篇﹔《人大復印資料》轉載2篇。

階段性成果

序號	成果名稱	作者	成果形式	刊物名或出版社、刊發或出版時間	字數	轉載、引用、獲獎等情況
1	晚清詞壇的自我經典化	張宏生	論文	《文藝研究》 2012年第一期	14000	《人大復印資料·中國近代、古代文學》2012年第5期
2	論韓愈的七言絕句	陶文鵬	論文	《文學遺產》 2012年第五期	12000
3	關於詞曲遞變的幾個問題	李昌集	論文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2年第6期	22000
4	黑水城出土《劉知遠諸宮調》作期和著作權綜考	王昊	論文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2年第6期	10000	《人大復印資料·古代文學》2013年第3期
5	論溫庭筠的“樂府倚曲”及其文學史意義	王淑梅	論文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 2012年第11期	10000	《新華文摘》2013年第五期轉摘
6	“開口儺”唱詞初探	劉嘉偉	論文	《戲劇文學》 2012年第10期	8000
7	諸宮調、元曲之所謂“宮調”疑議	洛地	論文	《江蘇師范大學學報》 2013年第5期	38000
8	溫州亂彈“八仙戲”曲體探究	章啟明 李昌集	論文	《江蘇師范大學學報》 2013年第4期	10000
9	周《詩》文體生成 探究	李昌集	論文	《中國社會科學》 （待刊）	25000
10	清華簡與《詩經》本《蟋蟀》篇比較研究	張國安 李昌集	論文	《文學遺產》 （待刊）	16000
11	先秦文獻中的“古歌”真偽及其文學史意義	李昌集	論文	待發表	15000
12	《詩經》編輯的史官意識與“風”、“雅”、“頌”編次的思想內涵	李昌集	論文	待發表	16000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