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高山高而不險，流水急而不湍”

　　專家名片 張卓元，經濟學家，1933年7月生，廣東省梅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曾任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編寫課題組主要成員。

　　上世紀八十年代與孫冶方在一起 資料照片

　　初一聽平平淡淡、小橋流水，回味起來卻波瀾壯闊、暗蘊風雷——這是很多人了解張卓元故事后的共同感覺。

　　雖年已耄耋，卻思路清晰，反應敏捷一如青年——這是很多人見到張卓元的第一印象。

　　他是我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30余年緊跟改革步伐的理論探討，參與了重要改革階段的理論創新，使其成為“穩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我國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專家之一，23年來13次參與黨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本書，讓一個少年為之痴醉，經濟學種子在心底發芽

　　1950年盛夏，廣東梅州中學，高三學子們正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高考認真准備。17歲的張卓元也在緊張備考，每天學習12個小時以上。即便如此，他依然抽出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無意中讀到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列昂杰夫的《政治經濟學》，“盡管對書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它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使我入了迷，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種著迷，使張卓元與經濟學結下了長逾一甲子的緣分。

　　高考結束后，張卓元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中山大學經濟系同時錄取。該選擇哪個呢？經濟學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著他，他選擇了中山大學經濟系。

　　1953年，由於高校院系調整，廣東、廣西等地的經濟系被調整到中南財經學院，中山大學的大四學生變成了中南財經學院的新生。面對陌生的環境，張卓元陷入了焦慮中，他擔心功課無法有序銜接。但是，這種憂慮很快因為一位年輕教師而打消。

　　這位老師就是年長張卓元6歲的張寄濤先生，主要講授《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兩大主課。“張老師是我經濟學知識最重要的啟蒙者，每次上他的課，我都坐在第一排——他的課實在太吸引人了！”回憶起啟蒙老師，張卓元眼裡充滿感恩。

　　寄濤先生以其獨到的見解和清晰的思路對勞動價值、剩余價值等概念進行解析，使張卓元腦中的困惑逐漸散去，並萌生一些學術想法。在寄濤先生的鼓勵下，張卓元開始探索當時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學難題——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獨特的規律嗎？這個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不單單是學術問題，很有可能成為政治問題。

　　為了探尋真理，張卓元嘗試寫作《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一文。經過幾次反復修改，1954年大學畢業前夕，這篇論文發表在《中南財經學院學報》。

　　文章發表后，張卓元拿到了6塊錢稿費。比稿費更重要的，是來自學界的關注與肯定。沒過多久，初露鋒芒的他便被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選中，職業生涯由此開始。

　　一份責任，讓一個學者甘願“為他人做嫁衣”，先賢思想得以流傳后世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星光熠熠。這裡聚集了全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如於光遠、駱耕漠、薛暮橋等。他們是風向標，引領經濟學界討論熱潮。作為后輩的張卓元，在如此濃厚的學術氛圍熏陶下吸收養分、不斷成長，學術觀點日益成熟。

　　1955年，《經濟研究》雜志創刊，張卓元有了一個新身份——編輯。每天組稿、校對，與作者反復討論，兩點一線的生活卻也讓他樂此不疲，“在編輯部，可以第一時間閱讀各位名家的文章，我每天都充滿期待！”

　　大量閱讀名家稿件，也激發了張卓元的學術靈感。他和吳敬璉、陳吉元等青年研究人員一起，開始嘗試著寫作學術文章，其中的佳作多次發表在《經濟研究》上。他們採用的是一個集體筆名——鄭經青，即“政治經濟學組青年研究人員”的諧音簡稱。

　　1957年的中國，反右斗爭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張卓元等年輕人十分彷徨。此時，調任經濟研究所代理所長的孫冶方的到來，讓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孫冶方著力於隊伍和學科建設，一方面大膽起用年輕人，24歲的張卓元、27歲的孫尚清、28歲的周叔蓮等都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組織大家撰寫《社會主義經濟論》，以任務帶動學科發展，努力建立中國的經濟學體系。

　　可是，這股清新之風沒吹多久，孫冶方便因利潤挂帥問題以及支持生產價格論被批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停職反省，“文革”中又身陷囹圄。

　　粉碎“四人幫”之后，孫冶方終於平反出獄，卻被查出肝癌晚期。

　　悲痛，惋惜，敬佩，瞬間涌上張卓元心頭。他知道，在監牢裡，孫冶方始終未曾放棄《社會主義經濟論》的構思。牢房沒筆沒紙，他便打腹稿，7年85個月，一共打了85遍。未竟大業若無人繼承，對於經濟學界來說將是一筆多大的損失！

　　為拯救孫冶方的學術思想，經濟所專門成立一個小組，幫助他整理書稿。張卓元受命擔任小組負責人之一。他每天積極工作，在病床前錄制冶方先生的口述，然后進行整理，歷時一年，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論》20余章初稿的寫作。

　　1982年9月，孫冶方病情惡化，但卻更加爭分奪秒地思考經濟學理論。“他躺在病床上，吃力地告訴我自己想寫一篇文章，談談實現20世紀戰略目標問題，並批評‘基數大、速度低’的消極論調，但實在是力不從心，希望由我代筆。”張卓元根據孫冶方的談話內容，理順思路，又大量查閱資料，寫成草稿，然后一字一句地念給孫冶方聽。孫冶方一句句地改，張卓元拿回去整理，再詢問孫冶方的意見……幾度反復，孫冶方的著名文章《二十年翻番不僅有政治保証而且有技術保証——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才得以問世。

　　這也是孫冶方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82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得到了中央高層領導的肯定，但張卓元從未想過在功勞簿上添加自己的名字。

　　孫冶方的經濟學思想深邃豐厚，但一生述多著少，且多為零碎片段。為了讓后人系統汲取其學說精髓，孫冶方逝世后，張卓元又毅然放下工作，批閱三載，系統整理了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學說。

　　這些工作佔據了張卓元的大量時間，但他從不覺得惋惜。在他看來，能夠將恩師的經濟思想准確地展示給學界和國家，是自己莫大的榮幸。

　　一個“舞台”，留下一位經濟學家的足跡，他在這裡揮洒汗水與智慧

　　2013年，炎炎夏日，北京玉泉山的一個院落裡花草葳蕤，屋內也是一派熱烈景象。幾位學者你來我往地討論著、記錄著，不時陷入沉思。為了給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起草文件，他們已這樣忙碌多日。一位瘦削的老人正在發表觀點，思路清晰，有理有據，他就是張卓元。雖然他的年齡在起草組中“數一數二”，但干勁絲毫不輸年輕人。

　　這樣的工作貫穿了張卓元的學術生涯。

　　1987年，時任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張卓元第一次受邀參加中央專家會議，商討流通體制改革問題。此后，為國家決策獻計獻策的日子便開始了。

　　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困難重重。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應如何論述經濟體制改革，怎樣界定改革目標？一系列重大問題急需深入探討。

　　為此，中央主要負責同志於1991年秋冬召開專家座談會，張卓元也名列其中。會議一開就是11個半天，順次討論了三個題目，即為什麼資本主義“垂而不死”，蘇東演變及其教訓，如何搞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這11次座談會充分討論和醞釀了我國經濟體制選擇和改革目標，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為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作了重要的理論准備。

　　1993年，張卓元從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崗位上退下來，很快接到了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的任命，開始接觸一直想深入研究的國企改革問題。

　　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之后，市場經濟勢頭正勁，與此同時，有一艘大船卻依然滯留在港灣——國有企業“擱淺”。這一現實引發廣泛關注：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可以兼容？

　　中央決定在十五大期間破解這一難題。1996年10月16日，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成立，張卓元是成員之一。起草小組緊鑼密鼓地工作，根據中央和地方135個單位的意見逐條逐句研究，幾易其稿，具體修改好幾百處。

　　張卓元深知十五大報告的重要意義：“它對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給出了創造性解釋，理論上提出的公有制形式多樣化，政策上提出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為國有企業進入市場、成為市場競爭主體掃平了制度障礙。沒有這次理論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國國有企業的鳳凰涅槃，就沒有中國民營企業的沖天發展。”然而，問及他在報告中的貢獻，他連連擺手，“這不是幾個人能創造出來的，一切歸功於集體！”

　　“研究改革開放問題，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天職，也是我們施展才能、報效祖國的絕好機會。”在最近榮獲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科終身成就獎時，張卓元感言，“這個時代為經濟學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極為豐富的素材，也為經濟學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最廣闊的舞台。”

　　一個思想，助推中國市場經濟持續前進，也讓一個學者的學術之路走得愈發穩健

　　張卓元涉獵經濟學諸多領域，包括價格改革、流通問題、國企改革等，被公認為中國“穩健改革派”代表之一。

　　時間回溯到1987年秋，此時，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踟躕不前，社會上對改革的評價也褒貶不一。10月，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李鐵映組織召開中國經濟體制中期改革方案研討會，學者們紛紛建言獻策。其中，劉國光、張卓元領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穩健改革派”由此誕生。“根據中國國情，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8%的經濟增長率和5%左右的物價上漲率是較佳的結合點，年貨幣供應量一般不宜超過GDP增長率的一倍，這樣才有利於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系的協調。”

　　回首我國改革開放后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GDP平均增速9.8%，CPI平均上漲率5.7%，充分証明了其理論的預見性：“穩中求進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一條比較切實可行的路子。”

　　每每談到這一關鍵詞，張卓元都要一再強調：“穩中求進的思想是劉國光、戴園晨、沈立人、陳東琪和我等人集體探討的結果，這四個字是陳東琪首先概括的。”

　　“穩中求進”不僅是張卓元的學術思想，更是他學術人生的真實寫照。數十年來，他踐行了孫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的治學准則，為追求真理堅持己見，不隨波逐流，不見風使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理論上的徘徊局面，市場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評，有人甚至把它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持市場化觀點的學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此，張卓元公開為市場化和市場經濟辯護：“市場化、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的必然取向，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二十多年后再回首，事實証明了他的堅持是正確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張卓元的學術道路走得穩健而又扎實。60多年來，他先后出版著作27部，發表論文500余篇，主持編寫了《中國經濟學60年》和《新中國經濟學史綱》。問到最近的研究計劃，他淡定地答道：“參加了這麼多次重要文件的起草，親歷了我國市場經濟一步步的發展，我已經積累了許多原始資料，希望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對《新中國經濟學史綱》進行修訂，不過還得觀察幾年。這件事得慢慢來，不著急！”

　　“高山高而不險，流水急而不湍。”他的學生——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房漢廷如此評價自己的老師。（本報記者 周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