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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匯纂》。全國社科規劃辦供圖
歲末年初，正值回顧展望之際，全國社科規劃辦剛剛結束了一次大盤點——對2011年底立項的基礎類、跨學科類重大項目和2012年初立項的文化類重大項目共171項進行了中期考核。
考核結論雖簡短，卻有力：“這批課題總體進展順利，階段性成果頗豐，社會影響良好，示范效應明顯。”
支撐起三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期考核評價的，是一串沉甸甸的數據：共推出著作類成果1600多部，發表學術論文2900多篇，其中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權威期刊發文100多篇，被SCI、EI、SSCI國際三大引文索引收錄40余篇﹔近20項成果獲得省部級以上獎勵，3項成果成功申請國家專利，2部著作被指定為全國教材。
此時“繁花”，彼處“盛果”
時光回溯。2012年4月13日，“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河南鄭州老奶奶廟舊石器時代遺址位居首位。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這個“為認識現代人及其行為在中國及東亞地區的出現與發展這一國際史前考古學核心課題提供了新証據”的重大發現，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原地區晚更新世古人類文化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這一課題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王幼平告訴記者，自己從事相關研究已有10多年，斬獲殊榮與國家社科基金的鼎力扶持密不可分，“放到重大項目層面后，研究更有計劃性和系統性，對原來的學術目標有了更集中的推動”。
同樣引發廣泛關注的還有2013年3月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匯纂》。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建明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地方志佛教道教文獻匯纂（1949年前）”的成果。面對繼佛教《大藏經》和道教《道藏》及歷代正史文獻之后中國宗教最大規模的文獻結集，何建明堅持“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認真對待每一個問題，為讀者提供真實可靠的學術作品”，集成“寺觀卷”“人物卷”“詩文碑刻卷”共1039冊。
從基礎研究到文化鑽研，再到跨學科探索，宏論佳作層出不窮，喜訊紛至沓來：
華東師范大學嚴佐之課題組編纂的《朱子學文獻大系·〈近思錄〉專輯》，從自宋至清的40余種《近思錄》后續著述中，精選具有代表性的注釋集解、續編補編、讀書筆記等21種典籍校點整理，首次揭示多種富有學術或校勘價值的稀見著述，彌補了《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源的缺憾﹔北京大學李國新承擔的“加快公共文化立法，提高文化建設法制化水平研究”，形成專著《國內公共文化政策法規研究》，該成果已被文化部選用，作為全國基層公共文化隊伍培訓教材的一種﹔清華大學張美蘭的專著《明清域外漢語官話資料語言研究》獲2013年全國第四屆優秀圖書出版獎……柔軟的理論“躍”出紙面，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堅實力量，彰顯著社科理論工作者的使命和擔當。
“喚醒”故紙，“投身”當下
全面佔有第一手資料、文獻和數據，是確保項目研究質量和學術價值的關鍵。學者們以耐心和學養，一一喚醒這些“沉睡的故紙”。
出土古文獻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原始資料，在中文信息化處理中卻存在大片盲區。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志基為此立下目標：“要將出土古文獻送上數字化傳播平台！”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古文獻語料庫建設研究”以來，他帶領課題組成員全面收集有關甲骨文的最近釋讀成果，對照原始圖版和相關釋讀逐一核校，僅商周金文綜類就收錄完成有銘銅器18349件，拓片20047件，造字數量達10萬字。目前已有五個系列的階段性成果被國家級出版項目資助。
在許多像劉志基這樣的課題組共同努力下，數十萬計的珍貴檔案、圖片、出土文獻、影像資料被收集起來，70多個大型數據庫和資料集已經建成。
“我們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信息服務網就要上線了！”談及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國社科院教授霍國慶的欣喜躍出了電話線。為避免統一信息體系缺乏造成的重復建設浪費，霍國慶承擔“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息資源保障體系與服務模式研究”課題后，就開始著手創建戰略性新興產業數據庫，收集各類信息數萬條，按7大類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分類處理，使不同產業類型的企業都能夠方便地獲取所需信息資源。
放下書本，走到田間，學者們行走在祖國大地。“三峽庫區獨特地理單元‘環境—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研究”課題組深入三峽庫區典型區縣調研，發放問卷5000余份，基本建成了“三峽庫區人口時空演變特色數據庫”等6個特色數據庫。湖南農業大學教授李燕凌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突發性動物疫情公共危機演化機理及應急公共政策研究”，在湖南省內15個縣市區及湖南周邊幾省的4個縣開展了農村基層動物疫情防控能力及其效果的調查研究。
“社科研究者不接這些地氣，就沒有發言權，也無法體現出研究的價值。”李燕凌感觸很深。
隊伍“跟上來”，項目“走出去”
“人才是第一資源”。要保持學術研究的延續性，必須打造一支人才“后備軍”，這也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孜孜以求的目標。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朝戈金長期從事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一個現象一直令他憂心不已：少數民族本土研究人員較少，在理念方法上也比較落后。
“培育出一個優秀的本土研究隊伍，對做好少數民族文化研究大有禆益。”朝戈金決定把人才培養作為項目進展的重要抓手。他帶領“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研究”課題組，2011年6月在烏魯木齊舉辦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研究項目”第一期新疆民間文學研修班，涉及民俗學、瀕危民族語言保護、田野民俗志等主題。新疆高校相關專業青年研究人員約100多人參加了培訓。此舉在當地被稱贊為“智力援疆、文化援疆”的重要舉措。
人才的孵育得益於項目承擔者的主動精神和責任意識，這種精神和意識同樣彰顯於成果的宣傳推廣上。課題組深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示范引領作用，主動宣傳項目研究進展和階段性成果，加強國際交流，共舉辦近500場國內外學術研討會、開題報告會或成果發布會，擴大優秀成果的社會影響力。
湖南大學教授胡彬彬領銜的“長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成果引來多家媒體報道，長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課題組的學術精神與積極意義備受贊揚﹔“漢民族歷史形成過程的生物考古學考察”課題組與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等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開展學術交流，達成聯合攻關、人員互派等合作意向……伴隨一個個項目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中國學術的肌理在國際舞台上日益得到清晰展示，贏得各方矚目。（本報記者 曲一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