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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呂政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型工業化道路與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批准號06&ZD002）已於2012年4月結項。
一、研究目的和意義
本研究的目標有兩項：一是揭示我國工業化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闡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客觀要求、主要任務和新型工業化的發展路徑，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提供理論支持。二是揭示我國工業結構的現狀，認清工業結構存在的突出問題，分析結構性矛盾形成的原因，提出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和任務，為國家制訂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提供具體的政策措施。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已經發生變化，資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環境保護的要求不斷提高﹔生產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漲，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在發生變化﹔貿易保護和人民幣持續升值使出口的快速增長受到限制。為了應對工業化過程中的這些問題，就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雖然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但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運行中，盲目追求GDP的增長速度，以大量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並沒有改變。這其中既有理論認識上的差距，也有實踐中政策、制度上的偏差，因此本課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主要觀點與對策建議
本項目的研究成果分為總報告以及中國工業化的進程與新型工業化的任務，資源、環境約束下的新型工業化，投資、消費與新型工業化，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工業對外開放等五篇計19章。
（一）中國工業化的進程與新型工業化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時，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構成中隻佔10%，是一個典型的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農業大國。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也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的特點，這種特點是由我國基礎薄弱、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的國情所決定的。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已經進行了半個多世紀，我國已經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生產大國。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工業化進程顯著加快，工業持續高速增長。在國民經濟構成中，2010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已接近90%，城鎮人口接近50%，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400美元，但是工業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運用工業發展階段理論並採用多種指標，我們判斷中國工業化已經進入中期階段。但是存在和標准模式不一致的情況，主要表現在：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偏高，產值結構中第二產業偏高、第三產業顯著偏低，同時城鎮化水平低，城鄉二元結構明顯，這些特點也是中國現階段所面臨矛盾的突出表現。其原因在供給方面主要是就業壓力大，人均礦產資源和能源少，工業化造成的環境問題嚴重，技術能力有待提高﹔在需求方面主要是消費、投資、出口結構不合理，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粗放型投資帶來嚴重的產能過剩，對國際市場依賴度高，易受到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
針對當前中國工業化發展階段及其存在的突出矛盾，中國的工業發展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具有科技不斷進步、結構不斷優化、效益不斷改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資源環境消耗強度不斷降低、發展成果全民分享、工業化與信息化日益融合發展等重要特征。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需要改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改變城市化發展滯后的現狀，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改變信息產業和信息化發展滯后的狀況，促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發展。
（二）資源、環境約束下的新型工業化
目前，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環境約束非常突出。在資源方面，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歷程來看，以鋼鐵為代表的礦產資源總產量、人均鋼產量以及單位GDP鋼產量均呈現倒“U”型規律，人均鋼產量與人均GDP也呈現倒U型關系，世界主要國家的人均鋼消費量曲線與其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具有一致性變化，兩者的“倒U”型具有同向性、同期性。資源利用受資源稟賦、技術進步及其傳播、資源產權結構、工業化發展階段、國家發展戰略、國際環境及其開放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工業化過程中面臨礦產資源消費快速增長、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低、資源供給能力不足、礦產資源體制不健全以及對外合作挑戰加大等礦產資源利用問題。為緩解不斷擴大的礦產資源供求矛盾，需要在以下方面開展政策引導：立足國內，提高礦產資源供給能力﹔嚴格規范礦產資源市場，調整礦產品結構﹔完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建立合理的價格稅收機制﹔正確引導經濟產業布局，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加強礦產資源領域的國際合作，實現資源來源多樣化﹔實施“走出去”戰略。
在能源方面，發達工業化國家和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近200年以來的工業化歷史經驗表明，在工業化推進過程中，人均能源消費與人均GDP之間呈“S”形變化，能源消費強度“倒U”型變化。我國正處於工業化中期，能源消費處於較快增長階段。從一次能源消費總量與結構看，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速呈U形分布，仍維持以煤為主的結構，近年來可再生能源份額上升趨勢明顯﹔從部門能源消費看，工業能源消費為主的部門消費結構進一步強化，生活消費部門和交通運輸部門比重下降較快。從生活能源消費看，生活用能量保持增長態勢，但佔全國能源消費的比重持續下降，用能結構不斷優化。但是重化工業高速增長、城市化快速發展以及世界“制造加工基地”的發展特征使我國在較長時期面臨能源消費高增長的壓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通過戰略與結構調整、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緩解工業化進程中能源約束是我國的必然選擇。主要應從供給、需求和體制與政策環境幾個方面採取措施，調動相關參與方“增收節支”積極性，實現用更少的能源實現經濟增長，緩解能源約束的目標。
在環境約束方面，工業活動是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工業發展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主要是：有限的環境容量及溫室氣體減排國際壓力與工業發展動力強勁的矛盾，產業布局和結構與環境承載力的矛盾。盡管工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有加大的趨勢，但並非不可克服的，新型工業化是破解中國工業發展所面臨環境承載力約束問題的根本途徑。具體措施主要通過構建新型能源體系、產業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和管理體系，合理配置工業布局、發展循環經濟，嚴格污染物排放標准和環境影響評價，加大力度解決關系民生的環境問題，從而實現防治污染、保護環境的目標。
（三）投資、消費與新型工業化
資本積累是擴大再生產和工業化深入推進的基礎。我國傳統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以價格剪刀差、廉價勞動力、征地等農業轉移方式實現的。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資本積累由政府主導模式轉向市場主導模式，資金來源由主要依靠農業轉移的傳統方式轉向政府投資、社會投資、利用外資等多元積累方式。轉軌時期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基本積累政策，應著力於構建多元投融資體系，，吸引多方面資金，規范政府融資平台防止政府過度負債，注重投資與消費的合理比例關系。
投資與消費的合理性問題，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基本的、重大的問題。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看，投資率呈現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並趨於相對穩定的一條平緩的倒“U”型曲線﹔消費率的變化過程剛好與投資率變化過程相反，呈現出“U”型曲線的形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呈現投資率波動上升、消費率波動下降的趨勢。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投資率水平過高而消費率水平過低，由此造成內生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結構失衡。在推進新型工業化過程中，擴大內需既可以優化我國的投資消費比例，也能推動我國經濟以內生方式實現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擴大國內需求主要應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就業和居民收入水平，這是擴大居民消費的關鍵﹔二是把消除貧富差距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手段﹔三是擴大民生導向的公共支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以釋放居民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投資快速增長，並呈現大幅波動特征，然而1996年以來，中國工業投資的效率持續下降，尤其是2003年以來，工業投資效率急劇惡化，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問題也一直存在，困擾中國工業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們的研究表明，體制扭曲下地區對於投資的補貼性競爭，是近年來導致產能過剩與投資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因而，應當通過推進改革為市場機制調節產能過剩、提高投資效率創造更好的條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利用分散信息、協調供需、引導投資方面的高效率性。政策主要側重在以下幾個方面，改革官員考核晉升體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並明晰土地產權，完善環境保護體制，改革生產要素、資源及資源產品價格體制，改進有關統計工作，定期發布信息提示行業投資風險。
（四）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
目前對中國產業結構合理與否的判斷主要建立在與發達國家比較的基礎上，但是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不同，中國仍然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而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同一細分產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內容有很大的差異。我們的研究表明，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類似的歷史階段還是與我國發展階段類似的國家比，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並不算太高、第三產業比重也不算太低。目前我國工業結構存在的問題主要不是各產業之間比例的高低，而是由產業的發展方式粗放和發展質量低下引發的相關問題，主要包括：重化工業粗放增長帶來的環境、資源和能源壓力增強﹔制造業以高能耗、低技術、低附加值產業為主，高技術產業以原始設備制造(OEM)為主，處於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低端﹔過度依賴出口並且出口拉動力減弱﹔資本深化與勞動力數量巨大之間的矛盾等。“十二五”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工業結構調整的重點任務應放在解決影響工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上來。
傳統產業是工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吸納就業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國傳統產業發展主要依靠規模的擴大和產能的擴充，形成與高新技術不同的發展軌跡，出現市場化程度低、投融資結構不合理、創新動力不足等問題。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同時也要考慮我國發展階段的自身特點，針對不同類別傳統產業發展的要求，通過不同的路徑使傳統產業與高新技術有效互動：加工型上游產業實施間接拉動改造﹔資源性上游產業實施選擇性退出﹔技術型下游產業實施轉型改造﹔技能型下游產業實施高新技術的直接滲透。在政策思路上，以國有大型企業為重點改造對象，通過產品戰略、管理改造和技術革新分別實現市場、效率和能力的突破。
裝備工業的發展與工業結構升級有著直接而緊密的聯系。裝備制造業的產業技術經濟特征包括：生產多品種、小批量，甚至按單定制，技術高度集成、產業關聯性強，行業共性技術的發展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這些產業經濟特征決定了裝備制造業企業的創新發展必須超越裝備制造企業、甚至產業的邊界之外。裝備制造業應採取創新驅動型的發展戰略，即中國裝備工業未來的發展應該建立在產業創新的基礎之上，基於產業鏈“價值共同創造”的思路，全方位培育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發展從被動的需求拉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使產業創新對獲取市場機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被動地加入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產業分工到在國際分工中發揮更多的主動性。
高技術產業最能代表一國的工業發展水平，也是最有潛力、增長速度最快的工業領域。高技術產業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在：優化制造業的產業結構，促成制造業新興主導產業的形成，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技術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競爭力不斷增強，並已成為發達地區的支柱和主導產業。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技術產業無論是技術水平、生產方式、產業結構、產業規模以及競爭力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技術發展、企業制度、投融資制度以及政府對高技術產業發展都具有影響。推動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要構建以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的高技術創新體系，加強高技術產業園區自主創新建設，大力引進和培養高技術人才，完善高技術產業發展投融資體系，推進政府制度創新，建立以制度創新、環境建設、政策導向為支撐、提升高技術成果轉化能力和資源聚集與整合能力為任務、“產、學、研、政、金、介”協調互動的創新服務體系。
針對當前我國學術界和政策界普遍存在的本末倒置、機會主義、形式化、指標化等對自主創新問題的錯誤認識，我們提出中國自主創新的兩層含義，一是在當前及未來較長時期內，在繼續推進裝備引進和吸收的同時，加快推進技術創新方式由體現為裝備改善的物化技術進步向知識化技術進步的轉變﹔二是除了增強產品開發能力外，中國的產業基礎和要素條件決定了必須同時重視工作技能和工藝技術的提升，中國的技術趕超應該而且隻能是產品技術和工藝技術的全面追趕和超越，片面的自主創新道路是錯誤的、危險的。未來加快我國自主創新有三項戰略任務，一是加強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通用技術研發，二是促進市場化的、具有流動性和開放性技術市場的培育發展，三是在保持學術激勵和商業激勵最優平衡的基礎上提升公共科研機構對工業發展的支撐能力。
新型工業化道路與產業組織優化有著緊密的互動關系。在開放條件下，隨著國際分工向要素分工轉變以及產業的國際轉移，產業組織必然要以全球價值鏈作為載體。從根本上來說，新型工業化進程中，中國企業需要不斷超越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俘獲型治理關系，進而實現產業組織的不斷優化。對於傳統制造業來說，不斷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通過技術提升改變價值鏈中與國際大買家的分工關系是產業組織優化的主要途徑，其目的是超越俘獲型價值鏈﹔資源依賴型產業則需要加強與相關科研機構構建研發聯盟、與加工設備生產企業開展合作﹔復雜產品產業則要加強與配套企業的合作與聯系，此外，零部件生產企業的專業化和集中度的提高以及集群內多條價值鏈的並存，可能是其產業組織優化的未來方向。
新型工業化的基本內涵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信息產業的發展壯大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進而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信息化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支持工業化向著更高級的層次演變﹔信息技術的高速發達可以支撐國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進而縮短工業化的進程。應切實採取有效措施發揮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包括：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積極引導發展兩化融合衍生產業、搶佔新興產業先機和制高點。
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具有知識密集型和差異化的特征，當作為高級生產要素的服務業融入工業以后，能夠改變工業的生產方式，大幅度提高工業生產率。我國服務業總量不足的問題仍然突出，服務業與工業的產業相關性趨於增強，但相互依存度明顯不對稱，工業增長的自循環特征明顯，服務業對工業的依賴性較大。原因主要有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工業生產方式落后、外資與本地經濟關聯性弱、城市化支撐能力有限、缺乏區域分工與協調以及政策歧視等。促進中國服務業與工業協同發展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對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支持力度，消除制約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積極引入和強化市場競爭，推進服務業自主創新，構建服務業與工業發展互動機制，加快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步伐，加強服務業發展的區域協調以形成差異化的區域分工格局。
（五）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工業對外開放
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給我國工業發展注入了活力和動力，加快了我國融入全球經濟的步伐。工業部門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領域，也是利用外部資源最集中的部門。在對外開放進程中，順應世界范圍內產業轉移的潮流，中國積極改革對外貿易管理體制，不斷探索要素利用的新方式，主動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從而帶動了工業制成品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規模迅速擴大，工業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同時，對外開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工業運行的外部風險。跨國公司技術轉讓及其溢出效應具有特定的局限性，對外部技術和資本的倚賴也使中國工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面臨一定的路徑限制。
在中國經濟加速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中，全球化和外部因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漸顯現。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模式進入深度調整，中國對外開放和工業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來看，中國的新型工業化發展必將在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中實現。這既是中國工業全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應對全球化的理性選擇。面對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的變化，應深入思考開放條件下中國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樹立旨在協調內需與外需、維護公平競爭、促進互利共贏的指導思想，積極探索對外開放新模式，拓寬對外開放領域，提高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從而滿足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開放政策需求，建立完善全面參與全球經濟、更加開放、更具競爭力的工業發展體系。
三、成果的學術和應用價值
本課題圍繞新型工業化和工業結構升級問題展開深入的研究，進一步厘清了新型工業化的內涵，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揭示了工業化過程中的重要規律，如資源和能源的消費變化規律、產業結構轉變規律、投資與消費比例變化規律以及工業的不同產業領域的發展特征，這些都是本課題的學術價值所在。
本課題從理論出發，緊緊圍繞我國工業發展實踐，明確了結構調整的方向和任務，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對策，能夠為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和大企業制定工業發展與結構調整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社會影響
本課題除形成《新型工業化道路與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書稿外，有數量眾多的階段性成果在核心期刊、《人民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內參上發表了一些政策建議供中央有關領導及決策部門參考，其中一些政策建議被國務院有關領導批示。本課題的一些階段性成果被吸收進課題支撐單位所承擔的國家發改委“十二五”前期課題《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問題研究》以及工業與信息化部“十二五”規劃重點研究課題《“十二五”促進我國工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對策研究》。課題組成員還通過參與研討會、與地方政府開展合作等形式將課題的研究成果傳播出去。課題的一些觀點和政策已經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業發展政策、“十二五”規劃等文件所採納。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