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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推動農業現代化、實現制造業升級、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離不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s），又叫生產性服務業，是一種與生活服務業（消費者服務業）相對的服務業，為其他產業如農業和制造業提供服務。從服務內容來看，它貫穿於農業及工業整個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涵蓋金融保險、咨詢與調查、租賃、會計、法律、研發、教育培訓、物流、廣告、信息通訊等眾多領域，隻有經過這些生產性服務業的參與，農業和制造業產品才能形成較高的價值並最終順利到達消費者手中。本版今日刊發的兩篇文章，就從不同角度對生產性服務業如何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做出了探討。
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打造中國產業升級版，是應對全球經濟困局、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舉措。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必須找准突破口和著力點。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實力已經邁上了一個新台階，但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層級較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處於較低環節等現實問題，仍然將長期困擾著我們。走出這一困局，不僅要求我國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還要致力於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實現農業現代化。要完成這“兩個轉變”，生產性服務業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生產性服務業既是制造業升級的重要推手，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講，生產性服務業是打造中國產業升級版的重要“利器”。
生產性服務業助推農業現代化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於我國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發展堅實的現代農業尤為重要。現代農業是一個大農業的概念，實現農業現代化，不能僅在“種植業”上下功夫，還要特別關注農業產前、產后問題，這基本上屬於服務業的范疇。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這些年農業發展的實踐表明，大力發展服務於農業的服務業，建立社會化的農業產業化服務體系，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低碳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要建立起強大、高效、高附加值的現代化農業，就必須加快構建和完善現代農業綜合服務體系，發展包括農村金融、農業科技、涉農物流、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農村勞動力培訓、農機租賃等為農服務產業，以現代服務業促進農業現代化。
我國既有的農業服務方式存在著服務成本高、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傳統農業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水平較低，農戶交易成本高、交易風險大﹔龍頭企業由於綜合服務體系不足，規模化專業化程度低，自身發展面臨瓶頸，無法有效帶動農戶﹔而城市專業化服務提供商面對分散的農業服務需求，缺乏提供服務的積極性。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有些地方政府運用“政府推動、市場牽動、龍頭帶動”的手段，探索“城市延伸、農村靠攏、專業組織銜接”的農業與城市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創新模式，取得了初步效果。
政府推動，就是以政策措施形成“雙向推力”——積極推動城市服務提供商向農村提供金融、物流、營銷、信息、技術推廣等專業服務﹔推動農村生產要素向龍頭企業（專業化合作組織）集中，提高農業生產組織化經營程度。市場牽動，是指用收入的提高引導農民放棄目前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走向組織化、規模化﹔用成本的降低和質量的提高來吸引專業化組織購買城市專業化服務，形成城市服務商和專業化組織的主動對接。龍頭帶動，是指政府積極扶持龍頭企業（專業化合作組織），使龍頭企業成為連接城市專業化服務和農戶的紐帶。
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升級的助推器
我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后期加速發展階段，對這個階段制造業轉型升級方向的選擇，學術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有些學者主張，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依靠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來推動，因為它不僅是產業轉型升級的最重要支撐，也是勞動力轉移的主要載體，大力發展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服務業是解決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最重要途徑。而有些學者則認為，制造業升級的方向依然要以重化工業為主，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不應過分強調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展重化工業和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升級仍然是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
對於上述觀點，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工業化進程的客觀規律。這是因為，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更能化解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諸多矛盾，比如說，可以化解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增長非一致的矛盾：服務業就業彈性明顯高於制造業，服務業單位投資所創造的勞動就業崗位數約是重化工業的2.5倍。此外，服務業對能源的消耗也遠低於制造業，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比如，每創造1萬元的GDP，服務業的能耗只是制造業的25%。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產值上看，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直接影響著全球的經濟活動和消費市場。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制造業企業多是大而不強，主要是依賴於低廉勞動力成本優勢，以量取勝，大多處在產業鏈低端，轉型與升級已勢在必行，而生產性服務業將以其強大的支撐和滲透功能成為制造業增長的牽引力和推進器，是制造業起飛的依托。
生產性服務業推動制造業升級的主要路徑
一是深化分工和合作，走現代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雙輪驅動”的道路。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后期加速發展階段。從國際經驗看，這個階段基本是走現代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雙輪驅動”和融合發展的道路。這意味著我們既不能沿用傳統制造業和重化工業的老路子，也不能脫離工業孤立地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而是要在分工與互動中選擇現代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雙輪驅動”的戰略，特別要圍繞制造業這個“實體經濟”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把高端服務元素堅實地嵌入制造業之中，通過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推動競爭力提升。
我國擁有龐大的制造業規模，隨著制造業發展水平的提升，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客觀上存在著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分離的要求。制定相應政策，創造有利環境，使制造業企業有動力、有能力將生產性服務業分離，是構建服務經濟的關鍵。而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細化專業化分工，鼓勵制造業的服務環節從企業剝離，推進業務外包。即，制造企業將一系列以前由內部提供的生產性服務活動進行垂直分解，將研發、設計、內部運輸、採購等生產性服務外包給專業供應商。這種專業化分工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資源與要素的最優配置，並培育了對方的市場需求和激發了各自的效率，無論對於制造業還是生產性服務業，其市場潛力都得以擴充，生產效率都得以提升。
二是加強產業融合，強化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滲透與支撐。現代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產業融合。當今世界，服務業與制造業、現代農業之間關系越來越密切，在融合與互動中發展。在現代產業體系之中，物質生產需要有相關生產性服務業的投入，其發展壯大亦將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作為先導，通過運用及研發、物流、營銷等各環節的協調互動、才能轉化為物質財富。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全球制造業正在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成為制成品最重要的投入之一。同樣地，服務方式的實現、服務行為的完成也離不開制造業、制成品這個物質載體。服務與產品互為依賴，共同滿足市場的需求。因此，服務業與制造業是共生共榮、互為融合的關系。我國正致力於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產業升級，最重要的出路就在於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並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與互動發展，這是我們產業政策的一個新的著力點。
三是推動產業集聚，打造一批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或功能園區，以服務業集聚策動制造業升級。集聚發展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特點和趨勢，我們必須順勢而為。我國各級政府現在也十分強調服務業的集聚發展，正在打造各種類型的服務業集聚區。這種把大量服務業企業及相關機構集中於某個特定區域的模式，反映了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內在要求，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所在城市的產業輻射力和競爭力。縱觀國內外制造業發展經驗，凡是生產性服務業發達、集群程度高的地區，其制造業也相對發達，競爭力比較強。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相比，並無資源上的優勢，但其制造業發達程度遠超過中西部地區，就在於它有比較完善的生產性服務業體系和專業化水平較高的生產性集聚區和功能區。正是這種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通過規模化的知識密集型生產服務要素的嵌入，推動了制造業的升級。
但是，集聚發展切忌陷入“為集聚而集聚”的道路上去，集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走集聚發展的道路，要避免盲目從空間上將一系列看似關聯卻沒有產生協同效應的的企業集中到一起。真正的集聚發展，是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相關研發機構和相關產業協會等構成的群體，在空間上集聚，並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
走集聚發展道路，一定要避免“形聚而神不聚”的形式主義。首先，要尊重企業的自主選擇，政府意志不能代替市場行為﹔其次，要發揮政府引領和導向作用，加強服務業集聚區建設規劃引導，重視集聚區或功能園區公共信息平台、技術平台、重大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立集聚區標准與考核評價體系等。將生產性服務產業功能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納入財政預算，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支持功能園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