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歷史認識理論

我們需要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對20世紀50年代后的西方歷史哲學，特別是批判的歷史哲學，分析的歷史哲學，敘述主義的歷史哲學中所蘊含的認識論，應該如何認識，如何汲取其有益的內容，將其和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歷史認識理論，有機統一起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史學理論研究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它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研究實踐問題。

認真研究20世紀50年代后西方的歷史哲學，絕不是要用歷史哲學的理論代替唯物史觀，而是在堅持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的前提下，如何批判、有選擇地汲取西方歷史哲學的有益內容為我所用，在歷史研究實踐中不斷豐富和深化歷史認識，不斷提高歷史認識的科學水平。

歷史認識中的歷史事實問題

首先是歷史認識中的歷史事實問題。歷史事實涉及的問題很多，今天隻談一個，就是歷史事實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我認為，歷史事實是主觀和客觀的最完美統一。

談歷史事實，往往和歷史研究的作品聯系在一起，說文章寫得好，是指其內容符合歷史事實﹔說書很糟糕，也是指它與歷史事實不符。那麼，什麼是歷史事實？首先要將“歷史事實”和“歷史事件”作一區別。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世界上每天發生成千上萬的事情，都可稱為已逝去的“歷史事件”。但真正以文字記載下來的事情，即歷史事實卻微乎其微﹔留在人們腦海裡的記憶也少得可憐﹔圖像、視頻文獻更少。這些被記錄的資料，往往被說成是原始資料，或第一手資料。為什麼有些事件成為原始資料，被保存在檔案館？其他大量的東西僅僅作為“歷史事件”存在，被歷史長河所淹沒和遺忘。對后人來說，它們不曾進入人的認識領域，在這個范疇內，實際上又不曾存在。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說過，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卡爾是在生動地描述一種歷史認識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歷史是在和歷史學家所選擇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所以不可避免地會有歷史學家的主觀因素滲透其間，歷史學家一代接著一代在不停地選擇，其過程就是主觀化的過程。一般的歷史事件變成了檔案館裡的文獻，就是一種選擇過程。所以，即使是原始文獻，也是主觀因素滲透其中的選擇的結果。

寫論文要從檔案館裡選擇相關文獻資料使用。這種選擇，是又一次主觀化的過程。可以說，任何一種文獻資料——即使是所謂的“原始材料”，至少是兩次主觀化的結果。但有人可能會說，文獻檔案，無論是否使用，它放在那裡就能說明問題，史料自己會講話。從本體論來講可能是這樣，但是，歷史研究是一個復雜的歷史認識過程。

歷史事實自己不會說話，它什麼時候說話，怎樣說話，說什麼話，那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克羅齊在著述中多次論述這個問題。他說：編年史是死的歷史，但編年史可以轉化為活的歷史。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再變成現在的。古典時代之於文藝復興，中世紀時期之於浪漫主義都是如此，因此，目前被看成編年史的大段歷史，目前啞然無聲的許多文獻是會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輝所掃射，並再度發言。

美國歷史學會主席裡德講，歷史學家的歷史責任是為現實而說明過去。我們談主觀和客觀的完美結合，並不是隨心所欲地編造、篡改歷史，它的前提是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我們的歷史哲學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我們在客觀的物質世界討論問題，是在客觀物質世界基礎上的主觀化，主觀化的目的，是在科學的理論方法論的指導下，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礎上，越來越接近客觀的歷史真理，而不是相反。我們談歷史事實要從作品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客觀化也不是純粹的客觀化，不是沒有主觀性內容的絕對客觀化，歷史認識的過程是循著客觀的歷史真理前進的過程，向客觀的歷史真理靠攏。若要窮盡歷史的真理，不管從歷史認識理論，還是從一般認識論來講，都難以做到，認識、或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是客觀存在的。

歷史認識具有民族性，也有時代性。時代在不停發展，歷史認識也在發展。20世紀60年代后，西方有多種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全球史觀的著作問世，L·S·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兩卷本《全球通史》是其中之一。該書出版后約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問世，內容已有較大改變。斯塔夫裡阿諾斯在題為《為什麼需要一部21世紀的全球通史》的“致讀者”中說：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節奏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不言自明，因此我們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他在具體回答為什麼在世紀之交要撰寫新版本《全球通史》時說：“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觀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力’的結果。科技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難以抗拒的影響令人信服地証明著它的存在。科技革命，特別是計算機文化的普及是全球化的基礎、前提和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全球史的基礎、前提和動力。”

任何歷史認識都不能窮盡歷史真理，時代在發展，歷史認識永無止境，但是我們可以不斷完善我們的歷史認識理論，加快追求客觀的歷史真理的步伐。

歷史認識：主體意識和主體的創造性

第二個問題，是歷史認識：主體意識和主體的創造性。這裡主要想回答一個問題，史學工作者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麼，是在整理歷史，編撰歷史，還是在創造歷史。

歷史學家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特征、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內容對他所產生的種種影響，會在各個方面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在歷史認識的過程中自然也不例外。愛德華·卡爾說：我們一生下來，這個世界就開始在我們身上起作用，把我們從純粹的生物單位轉變成社會單位。因此，“在研究歷史前，應該先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一個歷史學家前，應該先研究他的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歷史學家是單獨的個人，同時又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在分析和認識主體意識時，我們應該有意識地關注它的社會內容和社會意義，以幫助人們透過表象認識問題的本質。歷史認識是社會認識的一部分，歷史認識主體是社會歷史主體的一部分。這是歷史認識的前提和基礎。

歷史認識主體的主體意識和主體的創造性所以被忽略或否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或否認社會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在歷史矛盾運動過程中積極、能動的創造性作用。例如，在如何認識“歷史規律”的問題上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一些人認為“歷史規律”可以自發實現，人在規律面前無所作為。他們機械、教條主義地理解“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他們盲目地認為隻有這樣才是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實際並不是這樣。在他們看來，“自然歷史過程”應理解為“自發的”歷史過程，這顯然和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相悖。

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水平直接決定著歷史研究的水平，甚至決定著歷史認識的路徑和方向。近代以來的中外史學發展史表明，影響歷史科學進步的因素很多，如社會進步、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科學發展等。這主要是外部因素的作用。就歷史科學自身來講，主要表現為歷史觀念的進步和歷史學思想的發展，這一切都離不開歷史認識主體意識的提高，因為歷史觀的轉化或更迭不是自發完成的，需要歷史學家自覺的接受與運用﹔史學思想的發展也是建立在歷史學家艱苦的理論探索和理論概括的基礎之上。在中外歷史研究中，歷史研究視野的擴大，歷史研究選題的開拓，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廣泛採用、歷史學新分支學科的不斷出現，以及對已經研究過的問題的進一步深化等，無一不是與歷史認識主體意識的不斷加強有直接關系，因為歷史意識的加強，首先表現為歷史學家思想上的不斷解放，以及歷史學家在研究工作中主動積極性的發揮。

認識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正因為如此，反映論成為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內核。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是辯証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在它誕生前，世界上已經存在了形形色色的反映論。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主要特征表現為形而上學性、抽象直觀性和不徹底性——這一切都是和唯心主義的歷史觀聯系在一起的，那麼，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則從根本上克服了這些局限性，它是辯証的、全面的、徹底的、能動的反映論。歷史認識的過程，是認識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觀念的反映關系。在“反映”的過程中，認識主體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不可避免地會滲透在對認識客體的分析和詮釋中。

史學研究中的理論思維

第三個問題談歷史思維。思維是人類所獨有的，有無思維，或能否思維，是人和動物的一個本質區別。如果說人類思維經歷了由神秘走向科學，由低級走向高級，由感性走向理性這些主要階段，歷史思維的發展大體也與之相一致。近代自然科學的創立，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不僅使人類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使人們在認識世界的方式和方法上也出現了明顯的特點——理論思維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沒有理論思維，就無法進行歷史認識活動，就等於摒棄了史學的科學認識功能，因為這一功能的實現，正是在大量歷史文獻的基礎上，通過積極的理論思維，對史料所反映出的各種歷史信息進行分析、綜合、比較、概括、進而使之系統化和具體化，從而達到對人類歷史規律性的認識。為了實現歷史研究的科學認識功能，我們應自覺堅持唯物辯証的理論思維。

史學理論思維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通過理論思維，揭示史料中潛在的信息，透過現象，認識史料中所蘊含的內在內容。在科學研究中每前進一步，都是積極的理論思維的結果。歷史研究亦如此，就接觸到的大量史料而言，我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大腦在看，我們所看到的史料不是停留在直覺印象的階段，而是通過理論思維，上升為理性認識，並納入科學研究的體系中去。

其二，通過理論思維，認識歷史運動的因果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當我們考察自然界、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交織起來的畫面。這就是說，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普遍聯系著的，任何一種自然現象或社會歷史現象都處於普遍聯系中，沒有孤立的、不受他事物影響的事物，社會歷史現象更是這樣，隻有堅持歷史發展的辯証法才能認清這一點。

其三，通過理論思維，對歷史研究的結論進行歸納、概括，認識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規律是直接觀察不到的，如果沒有理論思維，規律就將永遠隱藏在歷史現象和歷史過程中，而無法為人所認識。因此，對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進行深入研究后，必然要遵循一定的理論和方法，通過理論思維對其歸納和概括。歷史研究如果缺少這個環節，那是不完整的研究。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在於積累歷史文獻，而在於探求這些歷史文獻中所蘊含著的歷史真理。

包括歷史思維在內的任何一種科學思維，都屬於一定的歷史范疇，是社會歷史和科學發展的產物，它的產生、發展、演變，以及在不同時期所表現出的種種特點，都自然受到歷史矛盾運動和科學水平的制約。科學革命的實質，首先在於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作用方式、科學認識的手段的完善和提高，以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這一切的基礎是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在任何一門科學中，提出新問題，研究新問題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到解決新問題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使科學理論和方法論建立在嶄新的科學思維范疇基礎上，即使思維主體不僅具有新的理論知識結構，同時應具備新的思維心理結構和新的思維能力。

將思維——歷史思維同科學發展——科學革命聯系在一起進行討論，這是因為它們作為一種廣義的文化過程，都屬於一定的歷史范疇。二戰后歷史研究理論化趨勢不斷加強，一系列歷史學分支學科建立，並對歷史過程重視進行理論描述而不是編年體式的敘述，便是這種轉化在歷史學中的具體表現。歷史學等科學學科出現這種情況有許多直接和間接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或最深層的原因則歸於20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下，現代歷史思維表現出要求宏觀與微觀相統一、定性與定量相統一、精確與模糊相統一等變化。但是，不能將這些絕對化。完全忽略這些變化或將這些變化的作用和影響推向極端，都是不妥的。現代歷史思維在科學革命影響下出現的新變化，同傳統歷史思維的關系，隻能起進一步補充和充實的作用，使傳統的歷史思維更加完善，從而在科學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歷史記憶和關於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問題

最后談歷史記憶和關於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問題。歷史記憶問題，是近年西方學者在歷史哲學或歷史認識理論中討論較多的問題之一。例如，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阿蘭·梅吉爾在2005年初完成的新作《歷史認識論》中，即有專節討論“歷史記憶”問題，涉及到“有記憶的歷史”和“無記憶的歷史”等。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也有專著《歷史與記憶》。這些著作更多是理論闡釋，也包括不同觀點的討論。在美國和歐洲，歷史記憶問題已經成為歷史認識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

歷史是一種記憶的形式，包括各類典籍中的記憶，人們腦海中的記憶，歷史檔案文獻中的記憶，還有各種照片影視記憶等。歷史著作的基本任務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存記憶和傳承記憶。古代希臘史學脫胎於散文記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有聞必錄，將散於民間的系譜、神話、傳說記載下來，傳承下去。所以西方史學自萌生時期起，就將史學和記憶密切聯系在一起。希羅多德在《希波戰爭史》（《歷史》）中寫道：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納蘇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這些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所達成的偉大成就，使之不致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不彰，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其應有的光彩，特別是為了要把他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原因記載下來，以永垂后世。中國古典史學也是如此。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學著作《春秋》問世，首先得益於商周以來各種史料文獻的積累。孔子正是大量使用了《魯春秋》的文獻資料，所以有《春秋》問世。這部著作“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具體體現了中國遠古以來通過歷史記憶的傳遞而形成的歷史意識。始於中國史學童年時期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始終不曾中斷，這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綿延不絕，表現出堅韌頑強的生存能力和融匯更新的發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與西方學者所談的“歷史記憶”有著重要的差別，我們所說的“歷史記憶”，更多是指民族的歷史記憶，是社會主體，而非僅僅是歷史認識主體的歷史記憶。

歷史認識是和價值判斷聯系在一起的。沒有價值判斷的歷史認識是不完整的歷史認識，因為它失去了歷史認識基本的或最重要的功能。在歷史認識中，隻有通過價值判斷才能夠使歷史認識主體和客體發生密切的聯系，在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認識主體的主動性、創造性。因此，在歷史認識諸多的判斷形式中，價值判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系到或影響到歷史認識的結果。價值判斷雖然往往以理論描述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不是抽象的，而有著具體的內容。

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任何一門學科的生命力，在於社會發展對它的需求，以及它對社會的貢獻，它的意義不在於簡單、直觀地描述，而在於不斷提出和回答問題，進行理論闡述和概括，所以不能沒有價值判斷。在歷史認識中，價值判斷是聯結歷史認識與現實的社會認識的紐帶，因為人類歷史是指人類社會的歷史，歷史過程的社會性與社會意義是客觀存在，對此不應也不能視而不見。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不僅體現出歷史價值觀，同時也體現出社會價值觀。此外，歷史與現實內在的聯系也是客觀存在，如果人為割裂了這種內在聯系，那就會使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脫離現實的社會生活，變成沒有社會實踐內容的抽象概念判斷。正如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是密不可分的一樣，歷史認識和社會認識也密不可分。這就決定了歷史認識的價值判斷的特點，是價值觀和歷史觀的辨証統一。

（柯友會 整理）

核心觀點

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任何一門學科的生命力，在於社會發展對它的需求，以及它對社會的貢獻，它的意義不在於簡單、直觀地描述，而在於不斷提出和回答問題，進行理論闡述和概括。

於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研究方向為俄國史、歷史認識理論、外國史學思想史。著有《蘇聯史學理論》《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西方史學在東方的反響》《世界政治史1918-1945》等。